动物的“生化战”和人的“恶毒”

动物的“生化战”和人的“恶毒”


 

媒体时不时会刊登死猪肉流入市场的消息,据一篇《福建2000吨死猪肉流向餐桌
警察现场被熏吐》的报道,有不法商人在龙岩大量收购病猪、死猪,并雇人进行加工后销售。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病死猪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生猪屠宰要在专门的屠宰点,宰前、宰中、宰后要层层检验检疫,以保证合格。但是,养殖户嫌处理病死猪是个麻烦事,有的直接丢弃于河道里。商人收购的有的甚至就是那些丢弃在河道里的死猪。

这样的事情让人听了会觉得本能地恶心,甚至毛骨悚然,因为用死尸来对敌人传染致命疾病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一种害人手段,现在居然发生在一个国家自己人的族群之中。在人类对微生物和流行病有科学知识之前,就已经有生物战争了。北美部落和欧洲中世纪的战争中,都曾有把死尸和粪便丢进敌方饮水源或用弹射器直接抛向敌人的例子。

把病、死的猪肉卖给国人同胞,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把人的行为分成两类,一类是利己,一类是利他。卖死猪显然不是利他,那么,这是否就是利己呢?也不尽然,因为伦理的利己主义是不害人的。利己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重要的伦理学说,是因为它所强调的“利己”并不是直接、立即的利己,而是“开明的利己”(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利己者会基于长期较大的利益而牺牲短期较小的利益,会为了实现较长远的价值而放弃短暂立即的享受。从开明利己的角度思考,利己主义者通常需要友谊、家庭,因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係,对一个理性的利己者而言是有利的。

杰出的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汉弥尔顿(William D. Hamilton)认为,在利己和利他之外,还有另一种作为生物进化产物的行为特征,那就是“舍己害人”(spitefulness)。这个说法也因他而得名,叫“汉弥尔顿式舍己害人”(Hamiltonian spite)。在行为区别上,利己行为是对自己有利,利他行为是对自己不利而对他人有益,而“舍己害人”则是对别人有害,而对行为个体自己也不利。汉弥尔顿选了spite这个字很是有意思,因为它的原意是“恶毒”。

舍己害人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在生物界这可以是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因为“舍己害人”的个体要害的不是自己群体里的他者,而是其他群体的他者。所以,汉弥尔顿认为,舍己害人是生物进化中的一种族群选择机制,在不同族群的自然选择(天择)中,这种行为虽然不利于个体行为者,但却有助于他的族群在竞争中胜出(物竞)。

在生物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例如獾得了肺结核,就会离开它的出生群,四处流窜感染其他獾群。得病的个体獾把致命的病源体带离自己的亲属群,带向同种的他群。这种行为在别的动物中也被发现,得了狂犬病的狗在病原体扩散前会离开出生群,有的动物得了肠涨病会跑到同种他群的饮水处排便,污染水源。这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族群,也对竞争对手的其他族群造成不利。动物行为不像人类那样坑害自己的族群。所以人确实可以说是所有动物中最“恶毒”的一种。

动物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也许是族群物竞天择使然,或是个体保护族群的某种本能。用人类的话来说,这样的动物行为不只是害人,而是出于无意识“高尚目的”的害人。

在人类的历史中,战争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损人利己、害人害己的行为,其对象总是种种非我族类的敌人——国族的、阶级或党派的、不同地方势力范围的等等。战争损人利己,图谋的根本利益当然不是在天择物竞中自然延续基因。但是,心理学研究还是在战争中发生的屠婴和强奸行为中察觉到了“汉弥尔顿恶毒”的因素。杀戮婴儿对行凶者并无任何直接的好处,反倒是会让他们费时费力,引发仇恨和报复,可谓得不偿失,损人不利己。强奸则有所不同,它并不符合“汉弥尔顿恶毒”的严格定义,因为这种损人可能是利己的——发泄兽欲,如致怀孕,甚至繁殖后代。不过,最典型的“汉弥尔顿恶毒”恐怕还是日前在巴黎行凶的那些身携自杀炸弹,在“敌人”族群里大肆杀戮的冷血杀手。做死猪肉生意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恶毒,因为他们要加害的竟然不是敌人,而是同族群里的自己人。

 

 

 


 

中国人的“比下有余”

中国人的“比下有余”


 

读到一篇《摈弃甘居中游的心态》的文章,说有的干部把甘居中游当成做人做事的秘诀,做事不努力,“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足于凑合,习惯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我安慰。文章批评道,“这种心态之下,一些干部在岗不在状态,为官慢为、为官不为,实质上还是庸官懒政的老毛病”。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确实是中国人常有的心态,不过那主要不是指当官混日子,而是一种小老百姓无奈的自我宽解和安慰。中国的童蒙书、家训、善书、箴言、民间智慧中有不少这类的说法。例如,《知足歌》里说:
“莫谓我身不如人,不如我者尚多乎。退步思量海样宽,眼前便是许多福。他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

像这样的“比”,是草民因无奈而自我适应的“比下有余”,对他们来说,“比上”实在是太奢侈了,所以比的方向只有一个——朝下。网上有一个《泥饼故事》介绍说,海地很穷,有的海地人做“泥饼”
果腹,介绍者感叹道,看到这种情景,“我才明白能吃上一碗热白饭是多幸福的事”。这么比的,会是一位富豪吗?大概不会;想来是一位日子过得不容易,但却能自我安慰,知足常乐的平头百姓。这令人想起了阶级斗争时代的“忆苦思甜”和“文革”中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吃忆苦饭”——虽然物质极其匮乏,但意气风发、热情高昂,幸福感特强。

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威尔斯(Thomas
Ashby Wills
)在《社会心理学的往下比原则》(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
)一文中指出,“比下有余”是一种心理机制,能让人产生安全和满足感,提升良好的自我感觉、找到伙伴温暖、常怀感恩之心。这种“朝下比”虽然看上去似乎有积极的心理提升作用,但在心理学里却被界定为“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
,又称负向情感),因为它包含负面的自我观念和情绪,如自卑、害怕、挫折感、无助和无力、无成就感。人们在关注他人或事物时普遍有负面趋向(negative
bias
),对负面信息比对正面信息更感兴趣,也印象更深。朝下比的负面情绪会加剧人的负面趋向。

朝下比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研究的一个部分。社会比较理论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
)于1954年首先提出的。他致力于研究人的期望、自我期待、抱负、自尊和决策,并用实验方法研究偏见、社会影响、认知失调等问题。

社会比较可以分为朝上比和朝下比两种。有的心理学家认为,朝上比(“比上不足”)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降低一个人的自尊,使他产生妒嫉情绪,变得灰溜溜和自卑。另一个是激励他奋发向上。威尔斯是最早研究朝下比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他认为,朝下比是人出于自我评价需要的一种防卫性机制。如果说朝上比有损于人的自尊,那么朝下比则有助于人的自尊。

威尔斯指出,朝下的“比下有余”主要是从与不幸他人的比较中得到安慰和满足感,朝下比的人有“复杂的感情,与从他人的不幸获取快乐感不同”。以他人不幸为乐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幸灾乐祸”。比下有余是在心里认同不幸的他人,因为大家都不幸,所以不必觉得自己不幸。但是,幸灾乐祸则是置身事外,对他人的不幸无动于衷、冷漠旁观。

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都关注一些看上去令人费解的“朝下比”心理现象。这类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常见。例如,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个人命运(individual
fate
)不好,便会感到沮丧。但是,如果他觉得有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命运不好(shared fate),那他可能不但不沮丧,而且反而还会拿来炫耀,满不在乎地自称“屌丝”和“草民”。又例如,境遇不佳者会认同其他境遇不佳者,而不是境遇好的他人。这有点类似于人们平时所说的“同病相怜”,但重点不在于“怜悯”,而在于寻找能在心理上能分担不幸的同伴,希望跟自己一样倒霉的人越多越好。

再例如,在群体中,如果人人日子都过得挺好,他们的满足感就不明显;如果其中一些人日子过得特别不好,那么其他人的满足感就会高得多。那些不幸的人为其他人提供了朝下比的对象,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幸福感。竞争性的加工资,有的人加,有的人不加,尽管加到的数额极为有限,但加到的人会有极大的幸福感。

人们一般认为,“比下有余”能起到“以思转境”的积极心理调适作用,能让人在事情不如意的时候,
多想想自已所已经拥有的,这样怨恨就自然消失。但是,心理学家指出,朝下比会成为一种不良的固定心态和思维习惯,让人对负面情感的自卑、挫折、无助变得麻木不仁,惰性十足,既不思进取也无意改变。而且,朝下比会让人因虚假的心理满足而变得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在找不到朝下比的对象时,对朝下比有心理依赖的人还会故意贬低和歧视他人,以此得到心理满足,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就已经不只是一般的负面情感,而是变成了一种病态的认知失调和心灵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