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掩耳盗铃

人为什么会掩耳盗铃


 

掩耳盗铃是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是《吕氏春秋·自知》里的故事,原来是“盗钟”后来改成了“盗铃”。故事说,春秋时晋国贵族范氏被灭,百姓都跑到范氏家中拿东西。有人拿了一口钟,想背走,但钟太大,无法背走,便用锤子砸,结果钟发出响声。那人担心别人听到来争夺,便捂着耳朵继续砸钟。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关于自欺欺人的故事,但是,却很少有人想过是一种怎样的自欺欺人。

20161020日,泉州鲤城区浮桥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包袋厂报警称,该厂财务室被人撬开。经过视频比对和辨认,警方确认嫌疑人为曾在该工厂上过班的赖某。监控录下了他的奇怪举动:朝某个方向拜了三拜。他在被抓捕后说,他对着监控拜三拜,是希望报警人或者警察看到监控不去抓他。这可以说是当下版掩耳盗铃的自欺人。

美国心理学家邓宁(David
Dunning
)和克鲁格(Justin
Kruger
)为这种自欺欺人现象提供了一个性质界定,那就是,这是一种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
)。能力欠缺的人有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错误地认为自己比真实情况更加优秀,他们误以为自己比实际上更有能力。这也被称为“达克效应”(D-K
effect
,是Dunning–Kruger
effect
的简称)。

这两位心理学家对达克效应的兴趣缘起于一个真实的美国掩耳盗铃事件。1995年,有一天,美国匹兹堡市一个名叫维乐(McArthur
Wheeler
)的44岁中年人,同一天在光天化日下,毫无伪装地抢劫了两家银行。电视台当天就在晚间新闻里播放了银行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一个小时后维勒就被逮捕。警察告诉他,逮捕是根据摄像画面的证据。他很吃惊,不相信地说,“我明明已經搽了柠檬汁的。”原來他以为,用柠檬汁塗面可以在摄像机镜头前隐形。

邓宁和克鲁格认为,维乐用柠檬汁塗面来隐形,意义不在于他这个人特别愚蠢,而在于显示了一种我们大家都有的认知偏误倾向。它包括两个方面,能力欠缺的人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而能力强的人则会低估自己的能力,这种认知偏误起源于人的内在幻觉,“能力差者估计偏误,是因为错误估计自己,而能力强者估计偏误,是因为错误估计他人”。能力差的人只想着自己,会以为自己能力很强;而能力强的人则会想到他人(这也正是能力差者所缺乏的能力),会认为他人的能力比自己更强。

邓宁和克鲁格发现,过高估计自己的现象从阅读理解、玩游戏、打网球,到驾驶车辆、医生问诊、官员制定政策,比比皆是。能力差的人大致有这样四个特点:一、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二、不能正确认识他人的能力;三、无法认知且正视自身的不足或不足的严重程度;四、可以通过恰当训练大幅度提高自己的能力,也能认识并承认之前的无能程度。

能力差是无知造成的,但能力差并不就等于无知。因缺乏知识而能力差,不难补救,但克服无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严重的无知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无知,这也是最难以改变的能力缺失。邓宁用“日常生活中的病觉缺失(anosognosia)”来说明这种能力缺失。“病觉缺失”又称疾病感缺失,指的是一个人因大脑损伤而不能感知因大脑损伤造成的机能障碍,如失明或瘫痪。

邓宁在《纽约时报》发表的《病觉缺失的吊诡:出了错但你不会知道出错》(The
Anosognosic’s Dilemma: Something’s Wrong but You’ll Never Know What
It Is
)长篇访谈中指出,如果你无能,你不会知道自己无能,“当你无能的时候,你得出正确答案所需的能力,真是你认清什么是正确答案所需的能力。如何逻辑论证、当好父母、经营管理、解决问题,你需要用来找到正确答案的能力,就是你用来评估答案是否正确的能力。……在别的领域里是否也是如此?我们惊讶地发现,确实,确实是如此”。

邓宁和克鲁格承认,无知者不知道自己无知,这并不是心理学的新发现。他们把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查尔斯·达尔文(“无知比知识更容易招致自信”)和伯特兰·罗素(“我们这个时代让人困扰的事之一是:
那些对事确信无疑的人其实很蠢,而那些富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却总是怀疑和优柔寡断”)也列為发现这个现象的人。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例子,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里说,“傻子觉得自己聪明,而聪明人知道自己是个傻子”。

傻子不知道自己傻,这并不仅仅是令人发笑的掩耳盗铃或柠檬汁塗面故事,而且也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生活问题。我们的许多机构是不是也有病觉缺失的问题呢?它们该如何评估自己的效率和能力呢?要是它们知道,用来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就是用来评估结论是否正确的能力,那么,它们又该如何有所行动呢?


 

希拉里败在了她的政治不诚实

希拉里败在了她的政治不诚实

徐贲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普遍不受选民待见。选民挑选候选人,当然主要是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但也会考虑到候选人的个人品格和素质。从三场辩论来看,无论是形象、临场表现、政策内涵、对政务和国际关系的熟悉程度,希拉里都占了上风。反观川普,他虽然咄咄逼人,但政见建设性内容、言论毛躁粗俗、缺乏自控,再加上有侮辱和蔑视妇女的前科(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按理说,希拉里在民意上应该占压倒性优势,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主要是因为希拉里有说谎和不诚实的坏名声——从电子邮件丑闻,克林顿基金会的运作,到维基解密所披露的她助手的邮件,显示希拉里在付钱给她演讲的华尔街大佬面前(或她需要的竞选捐款人面前)所说的话与对选民所说的话有明显的矛盾。在许多美国选民看来,公共人物的说谎是一种政治欺骗,也是公共人物的严重失德。

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社会,也就有了政治欺骗,但对于政治欺骗的合理性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传统政治哲学认为,某些出于公共考量的谎言是合理的。例如,柏拉图认为,对人民讲一些不实的故事,有助于他们接受社会等级,安分守己,因此有利于社会稳定。在希腊语里,柏拉图用来描述这种有用谎言的字是gennaion,是“高尚”的意思,也指“品格崇高”和“良好教养”。19世纪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说,“绅士”(上流人士)知道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间不说真话。那些了解高尚目的的人,为高尚目的说谎,是可以原谅的。在第二次辩论中,希拉里用林肯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暗示只要是对国家有益,就可以对不同的观众发表内容矛盾的讲话,结果受到了批评者的嘲笑。

美国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
Bok
)在《谎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
一书里把一切政治谎言视为民主社会的公害,可以说是对“高尚谎言”的直接驳斥。她指出,政客或政府欺骗民众主要用三种理由:睿智高明、出于无奈、政治常态。

第一种理由是,领导者比民众更了解什么是对国家有价值的目标,更清楚什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他们认为自已有决定如何对待民众的特权,“他们认为,那些被他们欺骗的民众没有正确判断的能力,或者会对正确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欺骗民众是为爱护民众和为民众服务。

第二种理由是,领导者隐瞒真相,施以骗术,实为不得已之举。国家会面临长期的任务或困难,如经济落后、贫富不均、体制腐败、战争等等,领导者有心解决这些问题,但民众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能理解领导的长期规划。这时候,“欺骗可能是政府为了取得领导结果而不得不采取的唯一办法”。

第三种理由是,欺骗是政治现实,是政府运作的基本手段,“国家利益的重大目标需要某种程度的欺骗才能克服强大的阻力。谈判必须避开公众的耳目,无政治经验的民众根本无法理解讨价还价有多么艰辛”。欺骗是一种处理事务的高超能力和智慧,“政府要领导人民,就必须行使某种欺骗”。

博克认为,这三个理由都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如果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三个理由都不具有充分的说法力。他们从以前的经验中学会了怀疑,不相信政客或政府的美好说辞。

首先,政治经验告诉人们,“他们不能毫无疑问地同意,那些说谎的人就一定是大公无私或者判断正确,不管他们自称有多么良好的意图。他们知道,许多谋取私利的欺骗都是用公共利益在掩护伪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再没有私利动机的欺骗,也会滋生腐败和扩散虚伪”。

其次,政府确实会因为不得已,而需要策略性地保守某些秘密(或者说某些谎言),但是,事过之后,就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但经常是,暂时保守的秘密变成了永久的秘密,谎言变成真相,而真相从此石沉大海,从人间消失。人们再也无法追究或检验那些暂时的谎言究竟是不是必要的谎言。

再者,政府说谎虽然难以完全避免,但“不同社会之间,存在何种欺骗和在什么程度上有所欺骗却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同一个政府里的不同个人之间,一届又一届政府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这就要求人们去探究,“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如何去提高诚实的标准”。如果说欺骗是政治现实,那么就需要更深入细致的公共讨论,弄清这是一种怎样的“现实”,它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去改变它,而不是把它接受为我们的宿命。

这次大选期中,希拉里一直没能摆脱欺骗和不诚实的恶名困扰。民众和媒体对此揪住不放、穷追猛打。这并非因为她是当今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说谎者,而是因为普通美国人似乎为政治人物设置了比许多其他国家更高的诚实标准。许多选民认为希拉里没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管美国多么需要她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都仍无法将她认同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