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新书《经典之外的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

徐贲新书《经典之外的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8

 

经典之外的阅读

前言:阅读的镜鉴:20世纪的恶与抗恶

 

第一辑:人性

 

1 沉默中有明白的声音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房间里的大象》

2人为什么自愿选择不自由的选择

——乔恩·埃尔斯特《酸葡萄》

3 “赌文化”和“骰子人生”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鲁汶·布雷勒

  《赌博与投机》

4 利他是一种怎样的“自然正当”

——
艾略特·索博、大卫·威尔逊

  《为他人:无私行为的进化和心理》

5非人的妖魔化和异化

——大卫·史密斯《非人》

6伪善是人的宿命吗

——罗伯特·库尔茨班《人人都是伪善者》

 

第二辑:梦魇

 

7 自由服从与无效常识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8 纳粹统治下的日常语言与常理常识

——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

9 自由与奴役

——阿道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重访美丽新世界》

10 道德晦暗时代的价值选择

——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

 

第三辑:暴力

 

11 暴力古今谈中的政治变革史观:

——詹姆斯·佩恩《暴力的历史》

12和平时代的暴力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13国家罪孽的重负

——伊安·布鲁玛《罪孽的报应》

14 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

——弗兰克·巴约尔《暴发户与牟利者》

15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劳伦斯·里斯《奥兹维辛:一部历史》

16:暴力的文明剧场与正义仪式

——萨达卡特·卡德里《审判的历史》

 

第四辑:挣脱

 

17 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

——雷蒙·布东《为何知识分子并不热衷自由主义》       

18知识分子与政治犬儒主义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

19  “圈外人”的智识生活与公共知识分子

——托尼·朱特《思虑20世纪》

29是人就不能没有的权利

——米其琳·伊榭《人权的历史》

 

 

前言:阅读的镜鉴:20世纪的恶与抗恶 (节录)

 

这本书里的20篇阅读思考,阅读的都是经典之外的,让我受益匪浅的重要著作。每个人都可能有在他自己阅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一些重要著作,也就是他能够从中找到对他来说是“重要东西”的著作。在书多得读不完,人忙得没时间读书的今天,就更需要在阅读中格外留意对自己重要的东西了。对每一个人来说,可以从中发现重要东西的著作不一定要在公认的经典著作之列,但应该是对阅读者自己有思考启发作用的。我在本书中阅读对我重要的著作,都直接或间接与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那就是20世纪的恶和抗恶。

美国已故思想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2008)一书里说,20世纪末至今的知识分子大多回避恶的问题。他感叹道,“现代世俗社会对‘恶’这一概念感到不舒服已经很长时间了。自由派人士对它的不可调和的道德绝对性和宗教暗示性感到尴尬。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宁可选择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类更理性化、更工具化的说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纳粹毁灭犹太人,国际上越来越反感共产主义,‘恶’的概念慢慢地潜回道德思维甚至政治思维的表述方式。汉娜·阿伦特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她在1945年写道:‘恶的问题将会是欧洲战后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另一位属于非常不同类型的、恪守宗教传统的(波兰)哲学家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说得最好:‘魔鬼是我们的经历中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人见过太多极端认真地对待预言时的恶魔态度。我认为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道德不在场,不是某种变形或颠覆(或我们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一种对立面),而是一种顽固的、不可救赎的事实’”。

21世纪的今天,对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哲学的或神学的思辨,而更是一种经历了20世纪极权人道灾难的“后灾难”思考。这正是阿伦特对恶作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论述的重要内容。思考和判断恶,成为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公共事务的方式,也是他们在认知和道德上抗恶的知识政治,目的明确的有效阅读和写作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里指出,纳粹极权所造成的“现代恶”是一个“严酷现实”,而不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要把握这个现实,但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学说已经不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智识和规范资源。我们需要一种对恶的“后灾难”思考。

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的根源是与社会规范绝对相悖的“邪毒”欲念或行为。对恶的“后灾难”思考与传统善恶观不同,它具有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它强调,极权之所以能存在,并造成大屠杀这样的人道灾难,是因为它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而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对之泰然处之、被动自愿服从,不能做出独立的思考、判断和质疑。

发生20世纪那些不可思议的人道灾难,不只是因为少数人丧心病狂的邪恶,而且也是因为生活在“体面社会”里的“善良民众”以无条件的忍耐、配合和支持来共同作恶。这种历史劫难成为诗人弥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来透视恶,并藉由对恶的认识,衍生出本书中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人性的黑暗面和心理进化机制、非理性的选择、集体噤声和沉默的螺旋、自由与奴役、定罪和审判、高尚的目的与残暴的手段、记忆和见证、陨落的神祇和破碎的信仰、知识分子的背叛和政治犬儒主义。

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佩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恶不是一个超现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极端不把人当人的现实制度罪行。无论是把“有用的人”当作多多益善的“螺丝钉”,还是把“无用的人”当成废料来处理,都是不把人当人,都把人当成多余之物,都是对人的绝对非人化。恶便是这种非人化的集中显现,它的可怕在于它总是发生在看似正常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里,成为一种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变成要么是施害者,要么是受害人的制度力量。

将人非人化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性戕害,也是对人的个性毁灭。制度性的暴力摧毁和取消人之所以为人的个体价值,使人成为“多余”,阿伦特称此为“人性的现代放逐”。它经常并不需要真的杀人,而是将人变成非人或废人,剥夺他们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把他们当作与予与求的一次性用具或废弃之物。把人变成废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根绝人的自由意志,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想法从他们的头脑里清除出去,代之以强行灌输的“正确思想”。这种从最初级教育开始的,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强的洗脑窒息了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的智慧,消解了人的行动勇气,使人立不起志愿、挺不起脊梁、未老先衰、头脑空空,犹如被主人豢养的家畜或牲口。

把有个性的人变成千人一面奴民,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改造成能让专制统治完全放心的“新人”。这样的芸芸众生就此成为与专制独裁统治目的相一致的,特别有利用价值的顺民。阿伦特是见证了20世纪极权的一系列灾难,才形成“多余的人”想法的。她看到“杀戮远不是人对人所能进行的最严重残害”,更为严重的非人化残害经常发生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秩序中,它精致的恶让粗糙的谋杀相形见绌,退居为“有限的恶”。比起暴力杀戮,废除人的意志和自由意识是更严重,更可怕的恶,因为它摧毁的不只是个人,而且更是“人的存在本身”。

恶与抗恶是本书的主题,从这个主题衍生出多个不同议题的讨论,编辑为四个部分。关注恶是为了抵抗恶,虽然我们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除恶,但我们可以认识恶,增强我们对恶的免疫力,即使在恶展示它最迷人的诱惑力时,也拒绝与它合谋。这就需要从认识我们自己和构成我们每个人自我的人性开始。

本书第一辑“人性”的主要内容是,恶能够将“好人”变成恶魔,除了制度和环境的力量,还因为人性中已经包含了恶的因素。专制权力或极权制度并没有发明“非人化”,非人化的思维、心态和语言从古代就开始支配人的歧视、敌对和暴力行为。正如大卫·史密斯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中指出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人视中国人为理应被宰杀的劣等民族、“文革”中对“牛鬼蛇神”“黑七类”“黑九类”的肆意残害,都是调动了普通民众人性中原有非人化本能和意愿。制度的力量虽不发明,但却能利用、放大和加剧个体的人性恶因素。

本书的第二、三辑“梦魇”和“暴力”涉及极权统治的制度性作恶和普通人在其中的集体合谋,也涉及不止一种对暴力史的阐述。许多对极权梦魇和暴力之恶的思考都是以创伤记忆、回忆、个人反思、文学创作等形式出现的,让我们特别生动、具体地看到恶的非人、毁人和不把人当人的残酷细节。

暴力虽然起先总是工具性的,但它很快便会被赋予本质的美好“解放”使命。既然暴力手段要达到的目标是高尚和伟大的,暴力本身也就变得神圣起来,被当作一种用血来为美丽新世界庆生的仪式和典礼。非洲反帝反殖运动的前驱人物法农也曾宣称,不使用暴力便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存在意识解放。他强调,暴力反抗对实现存在意识解放有净化灵魂的作用。他相信,“唯有经过暴力抗争,……人的意识才能有所转变,因此,暴力具有社会变革和存在意识的双重正义性。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在非洲的许多国家里,暴力革命并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而只是让自己国家的奴役代替了殖民主义的奴役。

其实,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早就指出,革命暴力摧毁自由,与专制统治剥夺自由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危害,缔造更专制的专制。对暴力的法国大革命他写道,“(革命)的成功世所未闻,……旧的统治者垮台了,但是它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它的政府死亡了,它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革命给一些人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会,让他们得以利用主子的错误和过失,自己成功地变成了主子。他们摆脱了主子的统治,却从主子那里得到了种种好处,从主子那里继承了当主子必须懂得运用的暴力手段、驭民谋略、政治权术、凶狠手段、君王的伪善和专制的野心。

本书第四辑“挣脱”关注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与抗恶的关系。知识分子对恶的抵抗,不只是抵抗邪恶或不道义的权力,而且也是抵抗与之相安共存并推波助澜的文化、价值、教育、记忆方式和思维习惯。知识分子与恶的不同关系和对待恶的不同方式都是政治性质的,这使得知识分子政治成为这一辑的重点。

知识分子经常是极权之恶的受害者和抵抗者,但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成为极权之恶的支持者或合谋者。奥维尔是最早批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与恶共舞的作家。本辑涉及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拥护苏联,只是凭幻想或想象,用一种遥远的意识形态来替代他们自己失落了的宗教信仰。对此,自己曾经是193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的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有一个中肯的概括,“事情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至斯大林和希特勒协定(Stalin-Hitler
Pact)期间的岁月中,欧美方面无数的文人,被共产主义吸引了去”。这些知识分子和当时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的,但历史证明,他们是站在了邪恶的一边。

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得不到民主的时候,就自愿接受专制的选择呢?本书第一辑中埃尔斯特的《酸葡萄》给了我们合理的解释,里拉同样建议我们回到人自己,而不只是外部原因去寻找解释。他说,“20世纪的事件仅仅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亲暴政思想,其根源在不那么极端的政治情境下并没有消失,因为他们原本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真的想要理解‘知识分子的背叛’,那么他要去检验的地方就是——内心世界。”

 这就又回到了本书第一辑的人性议题。议题的巡回和交叉可以当作经典之外阅读特征的一个提示:恶和抗恶的主题只是一个出发点,不是终结。在本书相互独立的多个议题之间,读者不妨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方便的联系,补充自己的问题,添写自己的想法,确认自己认为是重要的结论。

 




 

徐贲新书《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牛津大学出版社

徐贲新书《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87

 

目录

 

序:犬儒与玩笑

 

前言:犬儒时代的玩笑:反抗与戏谑之间的弱者政治

 

  “犬儒”和“幽默”

  作为弱者潜政治的犬儒与玩笑

 

纳粹德国的玩笑和政治犬儒主义

 

  普通德国人的玩笑

  纳粹德国与苏联政治笑话的不同

  笑话的两面性和惩罚玩笑

  压迫性制度下的政治笑话

  德国笑话与现代犬儒主义

 

地狱里的笑声:纳粹统治下的犹太笑话

 

  大屠杀和幽默的社会功能

  沉重的恶和带泪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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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幽默

 

生活在政治的“害怕”中

 

一、从“惧怕”到“热爱”

二、告密和黑箱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笑话

 

  斯大林与列宁

  幽默钝化恐怖和恐惧

  暴力和恐怖统治下的玩笑

  危险的玩笑

  政治笑话的“隐秘真实”

 

“解冻”和政治笑话的黄金时代:赫鲁晓夫时期

 

  去斯大林化的“解冻”

  “二十年实现共产主义”

  失效的意识形态宣传

  时松时紧的言论控制


赫鲁晓夫和外交事务

 

停滞时代的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时期

 

  再斯大林化和变质的党

  狗尾续貂的个人崇拜

  停滞时代的列宁笑话和笑话质量

  勃烈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败落

 

政治笑话中变化的“政治”:戈尔巴乔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怎么看政治笑话

 

普京时代的政治笑话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

  政治强人普京

  推特传播的花心普京笑话

 

抵抗与犬儒之间的苏联政治笑话

 

  暴力、恐怖和政治笑话

  颓废、犬儒的政治笑话

  成为历史记录的政治笑话


 政治玩笑的政治作用

 

10  苏联幽默和红色宣传两兄弟

 

  被斯大林处决的哥哥

  受斯大林宠爱的弟弟


思想简单是极权统治制造的“幸福

 

11  苏联阶级斗争时代的假面社会

 

  身份与个人面目的“微观历史”


“档案人”和“假面人”


“阶级斗争”的压迫和歧视

  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

 

12“检举揭发”的时代变化

 


道德揭发和政治揭发


充当奸细与借刀杀人

 

13  苏维埃语和苏维埃骗子的政治扮相

 

  成功的骗子

  久假不归的假面社会

 

14  俄罗斯文化中人看俄国犬儒主义

 

  犬儒的顺从和犬儒的反抗

  苏联犬儒和苏联后犬儒

  来自苏联时代的犬儒主义惯性

  政治专制与民众生存策略的犬儒主义


多形态的犬儒主义

 

15  政治幽默的作用与局限

 

   幽默的乖讹与隐秘言说

  政治幽默与主流文化

  压迫性制度下的政治笑话

 

16  笑话是怎样的社会现象

 

  幽默和“笑话”

  严格意义上的“笑话”

  有人说的笑话才是好笑话

  常识与笑话


能笑的社会就有希望

 

17  笑是一种温和的政治

 

  快乐木偶

  笑的政治

  笑是一种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

 

18  真实的和虚构的笑话

 

  来自生活的真实笑话元素

  笑话与趣闻轶事

  玩笑和机智语

 

19  中国古代的犬儒与玩笑

 

  彻底的看穿和彻底的无望

  从逃避到无从逃避

  顺从、默认和合作


理解犬儒,理解玩笑

 

20  游走于文本/形象/传媒之间的网络玩笑

 

  游走于文本/形象/传媒之间的文字戏谑

  颠覆权威秩序的“恶搞”


犬儒社会中的戏谑

 

21  意识形态与政治笑话

 

  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信仰的三重危机

  政治笑话与分裂的意识形态和失败的宣传

  政治玩笑的“诗文”与“故事”

 

附录

 

序:犬儒与玩笑

 

我有一位亲戚后辈,夫妇俩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他们对女儿在学校里读的那些内容空洞、言辞虚伪的课本非常不满,但却无能为力。他们在跟我谈话时动不动就会挖苦嘲笑“那些害人的课本”,但都是女儿不在场的时候。当着女儿的面,他们从来不批评她的课本,怕孩子听到会到学校里“乱说”。相反,他们在辅导女儿功课的时候,总是会帮助孩子按照老师的要求,挖空心思地模仿课本里的话,写出他们自己反感,但老师会喜欢的“好作文”来。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觉得这么做是在害女儿,但又觉得这是他们爱女儿的唯一方式。

这令我想起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
的小说《法比安》(Fabian1933)里有一个名叫迈尔密(Malmy)的人物,他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制度中,但却对此无动于衷。他说:“我在撒谎……至少我知道自己在撒谎,我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好的……就算瞎子也能看到。但是我还是在尽我所能为这个制度服务。”
凯斯特纳描绘的是一个醒着的人在装睡,一个明白人在装糊涂,他不仅知道该装什么样的糊涂,而且知道该怎么装。这是一种高明的,无是非观的糊涂——难得糊涂。

鲁迅在《准风月谈·难得糊涂》里说,“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古代的犬儒主义者是有是非观和对错原则的,而且还能做到在个人行为中身体力行。迪克·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指出,犬儒者“需要站在理想的平台上才能向他们批评的靶子投石块。一个自己处于坠落中的人投石块既使不出劲道,又没有准头”。今天中国“难得糊涂”的犬儒主义是处于坠落状态的犬儒主义,犬儒者有的根本就没有供他们作是非判断的理想平台,有的即便是有,也只是用于看穿世态;出于明哲保身或其他理由,他们是决不向任何靶子投石块的。

我的亲戚后辈是把女儿的事当笑话跟我说的——对这种事别太顶真,否则动肝火生气,于事无补,于己无益。他们一面笑话女儿学校里的教育,也一面笑话他们自己,既挖苦现状,也自我调侃。这样的“笑”同时成为两种矛盾情绪——不满和接受——的奇妙结合。笑本身成为可笑的事情,一半是吐苦水的逗乐,一半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这样的玩笑非常符合犬儒的心态——既不相信学校教孩子的那一套,也不相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我们今天生活里的许多笑话都是以这样的心态来说的。玩笑虽然包含着对某些事情的不满、愤慨和批评,但对改变这些事情却并不抱幻想和希望。这种犬儒主义的玩笑自然也就无助于人们所抱怨的生活状态朝好的方向转化或变革。这是具有假面社会特色的犬儒式玩笑,假面社会是压迫性制度的产物。在压迫性环境里,由于批评性的公共言论空间逼仄,人们不得不戴着假面生活。他们对发生在身边的乖讹、荒唐之事,装作若无其事,轻松玩笑,然后随遇而安、泰然处之。即使他们对某些事情耿耿于怀,也还是只能用玩笑代替直言,一笑了之。玩笑成为他们在假面社会里表达不满和反抗的主要方式——玩笑的戏谑本身就是一种“不批评”的伪装和“不争论”的扮相。

现代犬儒主义与古代犬儒主义不同,它经常是一种明白但又无奈的心态和处世方式,即使有求变之心,也怀疑有变的可能,放弃任何求变的行动。它一面怀疑、不信任和不相信眼前的事物,一面却看不到有任何改变它们的出路,剩下唯一的生存策略只能是冷漠、被动和无所作为。

民间的犬儒主义是普通人应对眼前不良环境的处世心态和生存策略,它具有非常专注的当下性。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犬儒主义是对“现状”的彻底怀疑和不信,它的彻底怀疑、不信任和不相信,针对的不是“曾经阔气的”也不是“未来阔气的”,而是“正在阔气的”。那些“正在阔气的”便是当今社会里各种各样的头面公共人物:政客、精英、名流、权威和各种其他体面人士。他们是现状的得益者和维护者,口口声声代表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些在众目睽睽下不知羞耻的伪善者。普通人看穿和看透隐藏在他们体面言行背后的自私、狡诈、虚伪、欺骗,对他们不但不信任,而且还投以讽刺和嘲笑。

普通人可以把犬儒主义悄悄放在心里,然而并不总是如此。他们的犬儒主义一旦流露或表达出来,便一定会同时包含“嘲笑”(ridicule)和“非议”(admonishment),而嘲笑和非议也正是一切批判性“玩笑”的关键因素。人们只有在彻底看穿和看透某些事物的时候——也就是处于相当明白和觉醒的状态之中——才会亲近犬儒主义。德国学者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把这种明白和觉醒称为“启蒙”(enlightenment)。他把犬儒主义定义为“受过启蒙的错误意识”,也就是明白人的迷思(或错误行为)。这种犬儒主义不仅关乎社会中的体面人士,而且也关乎所有普通民众。在这样的犬儒社会里,说的时候人人明白,做的时候人人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自欺欺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自欺欺人,“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马克思主义强调“启蒙”(也就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它认为,人们有不正确行为是因为不明事理,没有受到启蒙,受到了启蒙就自然会有正确行动——人只要明白了,就不会做糊涂事情。

然而,犬儒主义恰恰与这种“人一明白就会有正确想法和行动”的逻辑预估背道而驰,这便是斯洛特迪克所说的“经过启蒙的错误意识”——心里“明白”不是行为“不糊涂”的充分条件。斯洛特迪克的犬儒主义理论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但却是1968年后德国“后新左派”的理论产物,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史提芬·布鲁克曼(Stephen
Brockmann)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理论”。

斯洛特迪克借用马克思的话来定义犬儒主义,他的意思是,工人阶级知道什么是他们的最大利益,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要教育他们或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并不难了解和知晓事实真相,说他们是“现代人”,指的就是他们明白该明白的事情,了解该了解的基本事实,也知道什么事情正确,因此应该去做,什么事情不对,因此不应该去做。问题是,他们虽然明白,但却还是在做不该做的事,还是不做本该做的事情,这就是犬儒主义。

犬儒是明白人的错误行为,不是愚昧者的愚蠢行为,布鲁克曼对此写道:“人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正确之事,但仍然不去做这样的事,例如,他们知道不该驾驶污染环境的车子,……不该喝拉丁美洲专制统治国家的咖啡,不该吃多米尼哥共和国的香蕉,但是他们照样还是在这么做。这就是犬儒主义。……历史上犬儒社会的一个显例便是魏玛共和时期的德国,……每个人都明白什么样的(政治)灾难正在形成,知道自己是在火山口的边缘上跳舞,但谁都没对它做些什么。”

这就是明白人的难得糊涂。同样,我那位亲戚后辈和小说《法比安》里的人物迈尔密,他们也都知道自己在做荒唐有害的事,但却照做不误。这正符合史提芬·布鲁克曼对犬儒主义的总结:“严格地说,‘启蒙了的错误意识’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缺乏行动。犬儒主义是没有实践的理论。犬儒主义者是一个不能按自己的精明去行事的精明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大活人,犬儒主义者当然不可能对发生在他们生活世界里的种种荒谬可笑之事完全无动于衷、无所反应、无所行动。然而,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论和行动都不允许他们有所公共参与或作为的制度中,他们所能诉诸的应对行动也就不过是排遣无奈和纾解不满的玩笑而已。

在压迫性的环境中,玩笑并不只是一种娱乐和排遣,玩笑里包含着不满和批评,因此也是一种认知和评判方式。玩笑是面对“乖讹”(incongruity)事物,对之有所察觉、知晓和排斥后的反应。笑话的对象是被判断为“不好”或“邪恶”的事物。笑经常是普通人对生活中“怪事”和“坏事”——反常、不像话、荒唐、离谱、怪异、荒诞不经的事情——的情绪反应,也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方式。这种应对可能是对坏事很在乎,但却没有纠正或改变的办法,只能苦笑而已;它也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只是觉得糗事、怪事滑稽好笑,可以逗人一笑。这两种笑都是明白人的无行动,一种是没有行动的可能条件,另一种则是根本就没有求新思变的意愿。这两种对怪事和坏事的“笑对”都在认知和行为上与犬儒主义有亲缘关系。

“玩笑”又叫“笑话”,在英语里都是joke,并无区分。玩笑或笑话的一个特点就是“机灵”——风趣、幽默、机智(witty)。法语的blague(玩笑)和德语的witz(玩笑)也都有witticism(诙谐、隽语、警句、俏皮话、聪明话)的意思。中文里的玩笑不只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以“妙语”(punch
line)结尾的轶事、故事、段子——,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种搞笑、恶搞、调侃、嘲笑、讽刺、挖苦、插科打诨、谐音、文字游戏、对子、打油诗、顺口溜等等。犬儒主义者是精明之人,只是不按自己的精明在社会上做好事。同样。玩笑也是精明人的话语和明白人的娱乐,傻兮兮的人是不会拿世界上的乖讹之事来说笑的,他们只会被人拿来说笑话。

在不自由的假面社会里,民间笑话经常是聪明人和明白人经过自我审查的意见表达——旁敲侧击、婉转迂回、闪烁其词、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玩笑话是一种不自由的,被控制的表达,是戴着镣铐跳舞。玩笑的想法与言说未必一致,在环境的压力下,玩笑起源于人们有想法,但表达却因被控制而不得自由。然而,控制了人们的表达就是控制了他们的思法。表达的怯懦、暧昧和模棱两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多半会蚕食人们思想的独立和勇气,使之变得油滑、投机和随波逐流

笑话也经常是一种以酒盖脸式的撒欢、戏谑、调侃、狷狂、任诞不羁和玩世不恭。然而,这是一种越醉越醒的伪装和扮相。玩笑在言从口出之前,先行思量过哪些话能(直)说,哪些不能(直)说,然后才把明知不能直说的话变着法子说出来。危险意识让人话到嘴边留三分,说话之前,先已经过下意识的自我审查,根本不会允许太危险的念头涌上舌尖。玩笑和犬儒主义都是普通人看穿世态炎凉、洞察世道险恶,戴着假面小心寻找活路和乐子的结果,也都是他们应对无望困境和顺应危险环境的生存之道。这样的笑话是普通人介于不满与顺从之间的苦中作乐,介于愤怒与无奈之间的嬉笑怒骂,也是介于批评与消遣之间的戏谑发泄。

在社会文化学里,玩笑和笑话为观察普通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对错和是非认知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考察和研究一个社会里普通人说些什么笑话、怎么说笑话、在什么政治和社会气氛下说笑话,是从一个特殊的文化角度来了解他们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和事件察觉到了什么、知晓了什么、明白了什么,察觉、知晓、明白到什么程度并作了怎样的表示或表达。在一个人们普遍戴着假面的犬儒社会里,这样的信息总是被遮掩在层层扮相、伪装、谎言和神话的帷幕后面。越是这样,玩笑和笑话包含的真实信息也就越加弥足珍贵,对它们的思考也就越加有窥视帷幕后真实景象的作用和价值。本书所引述的许多玩笑便是这种社会文化学研究的珍贵材料,不应该把它们只是当作轻松自在的谐谑玩笑。它们是产生于压迫性制度下假面社会的政治玩笑。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形成的政治玩笑具有长远的真实史料和民间记忆价值,我们在为之发笑之余,更需要思考的是这种制度生态环境中普通人的犬儒文化和他们玩笑里的那种弱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