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掩耳盗铃

人为什么会掩耳盗铃


 

掩耳盗铃是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是《吕氏春秋·自知》里的故事,原来是“盗钟”后来改成了“盗铃”。故事说,春秋时晋国贵族范氏被灭,百姓都跑到范氏家中拿东西。有人拿了一口钟,想背走,但钟太大,无法背走,便用锤子砸,结果钟发出响声。那人担心别人听到来争夺,便捂着耳朵继续砸钟。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关于自欺欺人的故事,但是,却很少有人想过是一种怎样的自欺欺人。

20161020日,泉州鲤城区浮桥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包袋厂报警称,该厂财务室被人撬开。经过视频比对和辨认,警方确认嫌疑人为曾在该工厂上过班的赖某。监控录下了他的奇怪举动:朝某个方向拜了三拜。他在被抓捕后说,他对着监控拜三拜,是希望报警人或者警察看到监控不去抓他。这可以说是当下版掩耳盗铃的自欺人。

美国心理学家邓宁(David
Dunning
)和克鲁格(Justin
Kruger
)为这种自欺欺人现象提供了一个性质界定,那就是,这是一种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
)。能力欠缺的人有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错误地认为自己比真实情况更加优秀,他们误以为自己比实际上更有能力。这也被称为“达克效应”(D-K
effect
,是Dunning–Kruger
effect
的简称)。

这两位心理学家对达克效应的兴趣缘起于一个真实的美国掩耳盗铃事件。1995年,有一天,美国匹兹堡市一个名叫维乐(McArthur
Wheeler
)的44岁中年人,同一天在光天化日下,毫无伪装地抢劫了两家银行。电视台当天就在晚间新闻里播放了银行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一个小时后维勒就被逮捕。警察告诉他,逮捕是根据摄像画面的证据。他很吃惊,不相信地说,“我明明已經搽了柠檬汁的。”原來他以为,用柠檬汁塗面可以在摄像机镜头前隐形。

邓宁和克鲁格认为,维乐用柠檬汁塗面来隐形,意义不在于他这个人特别愚蠢,而在于显示了一种我们大家都有的认知偏误倾向。它包括两个方面,能力欠缺的人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而能力强的人则会低估自己的能力,这种认知偏误起源于人的内在幻觉,“能力差者估计偏误,是因为错误估计自己,而能力强者估计偏误,是因为错误估计他人”。能力差的人只想着自己,会以为自己能力很强;而能力强的人则会想到他人(这也正是能力差者所缺乏的能力),会认为他人的能力比自己更强。

邓宁和克鲁格发现,过高估计自己的现象从阅读理解、玩游戏、打网球,到驾驶车辆、医生问诊、官员制定政策,比比皆是。能力差的人大致有这样四个特点:一、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二、不能正确认识他人的能力;三、无法认知且正视自身的不足或不足的严重程度;四、可以通过恰当训练大幅度提高自己的能力,也能认识并承认之前的无能程度。

能力差是无知造成的,但能力差并不就等于无知。因缺乏知识而能力差,不难补救,但克服无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严重的无知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无知,这也是最难以改变的能力缺失。邓宁用“日常生活中的病觉缺失(anosognosia)”来说明这种能力缺失。“病觉缺失”又称疾病感缺失,指的是一个人因大脑损伤而不能感知因大脑损伤造成的机能障碍,如失明或瘫痪。

邓宁在《纽约时报》发表的《病觉缺失的吊诡:出了错但你不会知道出错》(The
Anosognosic’s Dilemma: Something’s Wrong but You’ll Never Know What
It Is
)长篇访谈中指出,如果你无能,你不会知道自己无能,“当你无能的时候,你得出正确答案所需的能力,真是你认清什么是正确答案所需的能力。如何逻辑论证、当好父母、经营管理、解决问题,你需要用来找到正确答案的能力,就是你用来评估答案是否正确的能力。……在别的领域里是否也是如此?我们惊讶地发现,确实,确实是如此”。

邓宁和克鲁格承认,无知者不知道自己无知,这并不是心理学的新发现。他们把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查尔斯·达尔文(“无知比知识更容易招致自信”)和伯特兰·罗素(“我们这个时代让人困扰的事之一是:
那些对事确信无疑的人其实很蠢,而那些富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却总是怀疑和优柔寡断”)也列為发现这个现象的人。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例子,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里说,“傻子觉得自己聪明,而聪明人知道自己是个傻子”。

傻子不知道自己傻,这并不仅仅是令人发笑的掩耳盗铃或柠檬汁塗面故事,而且也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生活问题。我们的许多机构是不是也有病觉缺失的问题呢?它们该如何评估自己的效率和能力呢?要是它们知道,用来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就是用来评估结论是否正确的能力,那么,它们又该如何有所行动呢?


 

希拉里败在了她的政治不诚实

希拉里败在了她的政治不诚实

徐贲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普遍不受选民待见。选民挑选候选人,当然主要是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但也会考虑到候选人的个人品格和素质。从三场辩论来看,无论是形象、临场表现、政策内涵、对政务和国际关系的熟悉程度,希拉里都占了上风。反观川普,他虽然咄咄逼人,但政见建设性内容、言论毛躁粗俗、缺乏自控,再加上有侮辱和蔑视妇女的前科(虽然他自己不承认)。按理说,希拉里在民意上应该占压倒性优势,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主要是因为希拉里有说谎和不诚实的坏名声——从电子邮件丑闻,克林顿基金会的运作,到维基解密所披露的她助手的邮件,显示希拉里在付钱给她演讲的华尔街大佬面前(或她需要的竞选捐款人面前)所说的话与对选民所说的话有明显的矛盾。在许多美国选民看来,公共人物的说谎是一种政治欺骗,也是公共人物的严重失德。

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社会,也就有了政治欺骗,但对于政治欺骗的合理性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传统政治哲学认为,某些出于公共考量的谎言是合理的。例如,柏拉图认为,对人民讲一些不实的故事,有助于他们接受社会等级,安分守己,因此有利于社会稳定。在希腊语里,柏拉图用来描述这种有用谎言的字是gennaion,是“高尚”的意思,也指“品格崇高”和“良好教养”。19世纪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说,“绅士”(上流人士)知道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间不说真话。那些了解高尚目的的人,为高尚目的说谎,是可以原谅的。在第二次辩论中,希拉里用林肯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暗示只要是对国家有益,就可以对不同的观众发表内容矛盾的讲话,结果受到了批评者的嘲笑。

美国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
Bok
)在《谎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
一书里把一切政治谎言视为民主社会的公害,可以说是对“高尚谎言”的直接驳斥。她指出,政客或政府欺骗民众主要用三种理由:睿智高明、出于无奈、政治常态。

第一种理由是,领导者比民众更了解什么是对国家有价值的目标,更清楚什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他们认为自已有决定如何对待民众的特权,“他们认为,那些被他们欺骗的民众没有正确判断的能力,或者会对正确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欺骗民众是为爱护民众和为民众服务。

第二种理由是,领导者隐瞒真相,施以骗术,实为不得已之举。国家会面临长期的任务或困难,如经济落后、贫富不均、体制腐败、战争等等,领导者有心解决这些问题,但民众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能理解领导的长期规划。这时候,“欺骗可能是政府为了取得领导结果而不得不采取的唯一办法”。

第三种理由是,欺骗是政治现实,是政府运作的基本手段,“国家利益的重大目标需要某种程度的欺骗才能克服强大的阻力。谈判必须避开公众的耳目,无政治经验的民众根本无法理解讨价还价有多么艰辛”。欺骗是一种处理事务的高超能力和智慧,“政府要领导人民,就必须行使某种欺骗”。

博克认为,这三个理由都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如果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三个理由都不具有充分的说法力。他们从以前的经验中学会了怀疑,不相信政客或政府的美好说辞。

首先,政治经验告诉人们,“他们不能毫无疑问地同意,那些说谎的人就一定是大公无私或者判断正确,不管他们自称有多么良好的意图。他们知道,许多谋取私利的欺骗都是用公共利益在掩护伪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再没有私利动机的欺骗,也会滋生腐败和扩散虚伪”。

其次,政府确实会因为不得已,而需要策略性地保守某些秘密(或者说某些谎言),但是,事过之后,就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但经常是,暂时保守的秘密变成了永久的秘密,谎言变成真相,而真相从此石沉大海,从人间消失。人们再也无法追究或检验那些暂时的谎言究竟是不是必要的谎言。

再者,政府说谎虽然难以完全避免,但“不同社会之间,存在何种欺骗和在什么程度上有所欺骗却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同一个政府里的不同个人之间,一届又一届政府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这就要求人们去探究,“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如何去提高诚实的标准”。如果说欺骗是政治现实,那么就需要更深入细致的公共讨论,弄清这是一种怎样的“现实”,它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去改变它,而不是把它接受为我们的宿命。

这次大选期中,希拉里一直没能摆脱欺骗和不诚实的恶名困扰。民众和媒体对此揪住不放、穷追猛打。这并非因为她是当今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说谎者,而是因为普通美国人似乎为政治人物设置了比许多其他国家更高的诚实标准。许多选民认为希拉里没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管美国多么需要她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都仍无法将她认同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

 

 


 

“表情符号”表现怎样的情感

“表情符号”表现怎样的情感


 

有朋友时而会在给我的微信中添加一些有表情的小黄脸,就是人们所说的绘文字emoji)。Emoji如今已是一个收入词典的英文字,是日语原名的罗马注音(1999年由日本人栗田穰崇发明)。在日语中,这个字是e (, “picture”) +
moji(
文字, “character”),但却相当符合英语使用者的词根联想(谬误词根效应)。这是因为,绘文字表达的内容非常单一,仅为“情感”或“情绪”,即英语中的emotion。绘文字是被当作一种表达情感的“符号”来使用的。

绘文字是颜文字的进一步图像化。1982年美国电脑科学家史考特·法尔曼(Scott
Fahlman
)率先于使用了“:-)”“:-(”这样的标点符号组合,于是开始有了“颜文字”。这是一种字符表情,是用标点符号及英文字母组合而成的比较简单的面部图案。继颜文字和绘文字之后,“表情包”又成为进一步的图形化表情符号。表情包是社交软件兴起之后形成的一种流行文化,通常以时下流行的名人、语录、动漫、影视截图为素材,加上一些相匹配的文字,用以表达特定的情感。

在这三种表情符号的变化过程中,图形变得越来越丰富、细致,但表现的内容并没有变,仍然是人的情感。情感又称情绪,是人类普遍能感觉到的快乐、愤怒、妒嫉、哀伤、爱慕、害怕、厌恶,以及其他多种不同的混合形式。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了解“表情符号”的情感作用,一个是为传递的信息添加某种情感氛围,另一个是试图表达的情感本身。

人们在用书面文字或口头语言交际的时候,传递的不只是“意思”,而且是某种情绪氛围中的意思,因此需要借助语气、语调、敬语、礼貌、情感遣词等文字外手段。“你要当心”这句话,用善意提醒或恶意威胁的语调说出,同一句话会有完全不同的意思。“表情符号”可以用来营造数码交际的情绪氛围,数码交际具有即刻和亲密的特征,但恰恰又缺少传递情绪氛围的手段,表情符号正好满足了这需要。就像是在说话时打哈哈或提高嗓门一样,一张笑脸可以把一句在文字上显得突兀或可能冒犯的话变成一个“玩笑”,一张怒脸可以把一句平淡的判断强化为一个谴责。

使用表情符号最多的人群是青少年,他们正处在情绪丰富、剧烈,特别渴望表达的年龄。表情符号是一种“俚语”(slang),一种在特定人群中使用的非正规语言,而青少年又正好是最偏好俚语的人群。许多俚语都是通过这个人群进入通用语言的,尤其是在网络电子交际的时代,中文里有数不清的例子。斯坦福大学社会语言学教授埃克特(Penelope
Eckert)
指出,“青少年是语言变化的真正推动者和促进者。先是地方语的差别,后来是不同的语言,引导这些变化的都是青少年。……地区和种族方言的区别也是一样。这是语言的社会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出力要比上了年纪的大的多”。俚语的情绪色彩经常是简单、夸张、程式化的,正符合大多数青少年的思维和说话方式。

表情符号涉及的另一个方面是它要表达的情绪本身。在许多人看来,文字交流中使用表情符号显得幼稚、低能,是因为缺乏文字能力,才用插画般的符号来图解情感。表情符号不过是成人使用的儿童贴纸,好玩而已。也有人认为,一图抵千字,表情符号的图像经常能表达文字无法表达的情感和情绪,而解读图像正是人类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

心理学家麦拉宾(Albert
Mehrabian
)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也是有争议的)“麦拉宾法则”。他认为,人们交际时,根据语言得到的讯息(谈话内容、言词的意义)占7%,从听觉得到的讯息(声音大小、语调、语气等)占38%,透过视觉得到的讯息(表情、动作、态度等)占55%。麦拉宾法则因此也称为“73855法则”。这个法则被用于解释人际交往中第一印象的形成:第一印象五成以上是由“视觉接收的讯息”所决定。面对面交往中是如此,那么在微信式的数码交际中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有研究者认为,有93%的非语言交际手段得不到或无法运用。

表情符号能填补一些非语言交际的空缺,但却是非常有限,因为人流露在脸上的表情要比用表情符号表示的来得远为真实和微妙。虽然人脸上的情绪表情也可以假装,但假装往往会留下痕迹,而假装的痕迹本身便会成为一种透露真实情绪的面相表情。但表情符号则完全不同,它可以是一种全然与“表情”无关的表情“符号”,即使在真实的情况下,它也只是某种情感的一个简易的,概念化的替代物。

就表达情感而言,文字是陈述(或解释),而不是试图替代表情,但表情符号的图像却兼具陈述和替代的作用,后一种作用使它就像戏剧表演时使用的面具一样,起到的是拉开而不是拉近交际者距离的作用。在对他人呈现情感的时候,人们经常需要选择如何隐瞒自己的情感,或者展露自己没有的情感。在人们对自己展露情感时,他们则需要说服自己去拥有某些应该拥有的情感,或者不要某些不该拥有的情感。在数字交际时代,对人或对己,表情符号都为满足这些古老的需要提供了新的手段。


 

体育竞赛的光荣与荣誉

体育竞赛的光荣与荣誉


 

在里约奥运会男子游泳400米决赛之前,澳大利亚选手霍顿拒绝和孙杨打招呼,并表示这是因为孙杨是个曾经尿检呈阳性的运动员,他不想和尿检呈阳性的运动员说话。许多中国网友视之为抹黑和挑衅,因此非常愤怒。大量爱国青年再度翻墙出征,对霍顿的社交账号进行狂轰滥炸,并要求他为此道歉。随后,孙杨获得200米自由泳冠军后,有网友在微博上发文说,“让 (霍顿)知道我们有的是男人的阳性,而他是阴险造谣者的阴性”“好样的,让霍顿再牛啊!”

就双方表现的强烈情绪而言,霍顿对孙杨的藐视是抹黑和挑衅吗? 爱国青年有理由对霍顿进行“回击”吗?(姑且不论回击的方式和语言)。这样的情绪互动又与怎样的社会规范有关呢?不妨从体育竞赛的光荣与荣誉来做一些思考。

在体育竞赛中,光荣与荣誉是不同的。挪威社会和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一书里对光荣和荣誉作了区别。光荣关乎优秀,有的行为、成就、本领、能力被视为是“优秀的”。优秀是比较出来的,游泳、举重、体操的竞争就是比试谁优秀、更优秀和最优秀(“出成绩”)。谁取得了成功,谁就优秀,比试的目的就是取得成功。不管如何,只有有“好成绩”,就算是成功和优秀。

荣誉与光荣不同,荣誉不一定要取得成功,也不一定表现为“出成绩”。用埃尔斯特的话来说,荣誉不是“零和现象”(zero-sum
phenomenon
),比赛得胜的一方固然可以挣得荣誉,失败的一方也可以不失荣誉(虽败犹荣)。荣誉不能损失或失去的不是“成绩”,而是“勇气”(不气馁,不投降,不临阵脱逃)和“品格”(不作弊或不欺骗、不运用非正当手段)。

在对抗性竞争中,荣誉不是某一方的事情,而是对对方的荣誉也有影响,因此每一方都有理由关注对方的荣誉状况。从古到今,这种关注是自利的(对自己有无益处),不是纯粹或抽象道德的(挑刺、找毛病)。无中生有地抹黑对方对自己并没有好处。法国历史学家比拉斯瓦(François
Billacois曾经引述一位1572年的意大利人的话说,“我们越是把自己的对手看成是有荣誉的人,我们自己的名声和荣誉也就越高。然而,如果我们蔑视他,极力要使他显得卑鄙和没有荣誉,那么,我们自己的羞耻也会相应增加,因为这形成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挑了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人来争夺荣誉。”(François
Billacois,
Le
duel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s
XVIXVIIe
siècles, 1986, p. 359
))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也包含着荣誉要求争夺荣誉者具备荣誉资格。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对抗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投降(或临阵脱逃),这表明投降者更在乎性命,是个懦夫,并在此意义上成了另一方的奴隶,另一方则是主人。通过冒生命之险,主人表明,与性命相比,他更在乎对方承认其卓越。然而,主人从奴隶那里得来的承认是没有价值的,从没有荣誉的奴隶那里又怎能得到真正的荣誉呢?懦夫没有荣誉,这使得懦夫给勇者的尊敬也贬值了。

在今天的体育比赛中,运动选手不能挑选自己的对手,谁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此不能对对手的荣誉有自己的看法。当然,把这种看法(尤其轻蔑和鄙视)公开表现出来,那就不一定在任何场合都是恰当的了。在今天的体验比赛中,参赛者竞争的毕竟主要还是光荣(现场比赛的成绩),而不是荣誉(好的名声、清白的历史)。

尽管如此,一个有自尊的运动员还是会特别看重光荣和荣誉的一个重要不同,那就是,追求光荣往往是选择性的,但捍卫自己的荣誉却总是强制性的——“对于那些没有参与竞争的人来说,不一定就背上了低人一等的耻辱”,而参加竞争,甚至在竞争中取胜者却未必就一定是有荣誉的。

以光荣和荣誉的区别来看,霍顿对孙杨表现出来的是关于他荣誉而不是优秀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基于霍顿对运动员“荣誉”的看法。事实上,法国仰泳选手拉库特也表示,讨厌看到作弊的孙杨,“他的尿是紫色的”,他说,“我梦想有朝一日,游泳比赛不受作弊者污染”。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别国运动员身上。两度因服用禁药遭禁赛的俄罗斯女子选手叶菲诺瓦(Yulia
Efimova)
也成为对手耻笑的对象,连美国“菲鱼”菲尔普斯也加入耻笑者的行列。

24岁的世锦赛冠军叶菲诺瓦,原本是奥委会宣告禁赛的300多名俄国选手之一,申诉后在奥运开幕前一天才获得参选许可,但她在奥运每场比赛出场时,都引来全场嘘声。叶菲诺瓦在女子100公尺蝶式准决赛中夺得分组第一后,竖起食指以第一名自豪,当时透过电视观赛的19岁美国选手莉莉金(Lily
King
)则隔空摇起食指,嘲讽叶菲诺瓦曾吃禁药。决赛时,莉莉金以半秒之差击败叶菲诺瓦,夺得金牌。她在水中竖起食指,当场打脸叶菲诺瓦。她在赛后接受电视访问时说:“你竖起食指自称第一,但你曾被逮到服禁药,我实在无法欣赏这种事。”她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代表美国队清清白白参加比赛。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莉莉金表达的也是她对荣誉的看法。

对荣誉的看法和追求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因此并不只是两个运动员之间的事情,而且还关乎观众。像奥运会这种国际比赛的观众很难一概而论,不能说那些观众的社会规范是对的,而另外一些观众的则是不对的。中国观众与澳大利亚、美国的观众可能因为不同的社会规范而对荣誉有不同的认识或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不是没有共识可能的。

许多人认为,眼下的中国是一个以成功论优秀的“结果型社会”(成王败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实也未必全然如此。试想,倘若曾经服用禁药的是霍顿,而拒绝与他打招呼的是洁身自好的孙杨,倘若霍顿的粉丝们因此百般攻击孙杨,那么中国爱国青年会有怎么的感受和情绪呢?他们会认为孙杨没有理由瞧不起霍顿吗?还是会觉得霍顿的粉丝们有理由攻击孙杨呢?

这叫做“换位思考”,也就是将心比心。人们在做规范性判断和评价的时候,经常会本能地受到“亲疏有别偏见”的影响,所谓“胳膊肘朝里拐”,这并不奇怪。但这是意气用事和非理性的偏见。伏尔泰说,“傻子用偏见来论理”。有偏见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如何纠正偏见,尤其是自己的偏见。一般人只要运用理智,做换位思考,就能纠正自己偏见。

有一个讽刺霍顿的双幅漫画,第一幅是霍顿踩到了一坨屎,他说,“咦,我好像踩到屎了”,霍顿脚下踩着一个小人(想来是孙杨)。第二幅是一个年轻姑娘脚踩在霍顿头上,她说,“好大一坨屎”。漫画的意思很清楚:霍顿自取其辱,丢脸(不荣誉)的是霍顿而不是孙杨。屎与肮脏的联想是人类普遍的。埃尔斯特指出,“每一个穆斯林生来就有道德荣誉感(ghrairat),尽管他可能因为别人的行动受到玷污,就如同人们踩在粪便上弄脏了鞋子一样,它只有当拥有者未能加以有效保护时才会如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运动员远离禁药,应该是有效保护自己荣誉的一种方式。(原刊《端传媒》)

 


 

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埃利·维瑟尔和他的《夜》

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埃利·维瑟尔和他的《夜》


 

  2007
116 日,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温弗瑞强力推荐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
)的《夜》(Night)为她主持的欧普拉读书俱乐部(Oprah’s
Book Club
)下一季度的推荐图书。《夜》当晚即热卖登上亚马孙排行榜第一名,出版社印100万册平装版与15万册精装本。欧普拉随后特别陪同作者重回奥兹维辛悼念,并对全美中学生举办心得作文比赛。

  《夜》的英文译本在美国于1960出版,开始并没有象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女孩日记》》那样引起广泛注意。《夜》首印3000本,花了3年才卖完。今年1月重新推出的英文本,由作者妻子玛琳(Marion Wiesel)亲自翻译,年初至今,新版广受各方重视,登上《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各大排行榜第一名,热度持续不坠。此书已是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高中生与大学生的必读教材,以及研究纳粹与二次大战历史的重要资料。

  《夜》这次是以单本,而不是常见的“夜、黎明、白昼”三部曲本出版,凸现了“作见证”的用意。维瑟尔自己清楚地表明,三部曲中,《夜》是见证,另外两部都只是《夜》的“评注”。
维瑟尔出版过80
多本著作,《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维瑟尔的贡献不只体现为文学创作的成就,而更体现为受难幸存者站出来,向世界“作见证”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行动。维瑟尔的名字因此与“幸存者”和“见证”连在了一起。在世界历经许多苦难的二十世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
而作见证的幸存者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行动者。

 

一、锡盖特的少年人

 

 
1944
3月德国党卫军上校阿道夫.艾克曼来到匈亚利,住进了布达佩斯的贵宾饭店。艾克曼是希特勒“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负责人之一。他的到来改变了匈亚利75万犹太人的命运,其中就包括当时才15
岁的维瑟尔。维瑟尔是外西法尼亚(Transylvanie)的锡盖特(Sighet)人。二战时,锡盖特是匈亚利的领土(今在罗马尼亚境内)。194011月,匈牙利正式成为纳粹德国的盟国。1942-1943年,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匈亚利领袖霍希上将(Admiral Nicholas Horthy)认为德国将败,默许总理卡拉伊(Miklos
Kallay
)与盟军秘密议和,也拒绝将匈亚利的犹太人交给纳粹。1944319日,德军占领匈亚利,废黜卡拉伊,另立傀儡政府。艾克曼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匈亚利,只花了几个星期就完成了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同年4,在德国党卫军的指挥下,匈亚利警察开始执行屠犹的命令。几个月以后,40多万匈亚利犹太人便惨死在纳粹的死亡工厂中。

  艾克曼的屠犹计划包括了维瑟尔家乡锡盖特的15万犹太人。19444月纳粹和匈亚利警察在锡盖特圈禁犹太人,随后便将他们用运载牲口的火车运送到波兰境内的奥兹维辛集中营。维瑟尔是少数能活下来向世界叙述这段经历的人之一。他这样记录下来到奥兹维辛的最初印象:“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那个在集中营渡过的第一个夜晚。它使我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七次被诅咒,又七次被打上印记。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孩子们的脸,那些在静静的蓝天下化为缕缕烟圈的身体。”

  从这个夜晚以后,维瑟尔在纳粹的好几个集中营中经历了11个月的煎熬。他的母亲和妹妹被杀害了,他的父亲最后在布肯瓦德集中营死于痢疾。维瑟尔幸存下来,不仅成为一个幸存者,而且还成为一个讲述灾难故事的见证人。他坚持认为, 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一种义务。”维瑟尔自己的写作就是为了给这段黑暗岁月作见证。他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那就是见证(testimony)。我们都曾是见证者(witness),我们都觉得应该为未来作见证(bear
testimony)
。这成为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维瑟尔那里,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的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承受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我们因此必须区分见证某个事件和为这个事件作见证,必须区分观察某个现象和担负起责任,说出这个现象的真情。”[3]

  作见证这种历史角色的自我选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维瑟尔并不是一下子就“作见证”或者就能够作见证的。维瑟尔的一连串小说描绘了从“是见证”到“作见证”的过程,其中的幸存角色则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他们在集中营世界的烈火中失声之后,挣扎着找回发声的欲望和能力。没有骄傲的历史,他们背负着羞辱的过去,重新开始。这个名叫“幸存者”的主角走出绝望而恐惧的孤独,慢慢地学会与他人重新有了联系。幸存者因此成为“见证者”,也因此才重新找回自己在人类群体中的位置。

 

二、遗忘和死亡

 

  维瑟尔的《夜》被不同的读者称作为个人回忆、自传叙述、虚构性自传、非虚构小说,或人性记录。但从根本上说,它是维瑟尔自己所说的那种“见证”。这是一部由15岁少年埃利对集中营个人体验所作的简要叙述。作者用一种近乎卡夫卡式的清澈观察把读者带入一个怪诞的灾难世界,让读者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面前,不能不经愕地睁开眼睛。埃利是一个见证者,他平铺直叙地讲述故事,不作解释,象是一个目击报道员。

  但是,《夜》的叙述者却并不仅仅是目击见证。尽管他并不对大屠杀事件本身作出评说,但我们却可以听到他自己的那种“作见证”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读者的不只是在他的周遭发生了些什么。维瑟尔自己说过,“《夜》里面的那个孩子,他说孩子的故事,年龄太大了。”故事中的那个“我”几乎一下子就从孩子变成了老人。他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跌入一个无边无际、沉默恐怖的茫茫黑夜。从熟悉的人间世界进入恐怖的死亡世界,是一个恶梦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不仅见证了父亲的肉体死亡,而且也见证了自己的灵魂死亡。

  死亡和遗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见证中,活人陈述发生在死亡世界中的故事。这是一种活人一般不相信的故事。一个人既然已经到了死亡世界,又怎么还能活着回到人间,讲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夜》中的教堂执事莫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莫舍在哈西迪犹太教堂当杂役,埃利家乡锡盖特的犹太人都很喜欢他。莫舍不是锡盖特本地人,1942年,当匈亚利警察从锡盖特驱逐“外国犹太人”的时候,莫舍被送上了专门运送牲畜的火车。

  遗忘刚刚从自己眼前消失的其他受难者,成为受害者逃避现实的写照。从1938年到1944,匈亚利的统治者有的积极与纳粹合作,有的则并不积极与纳粹配合,匈亚利的犹太人根本弄不清自己的真实处境,许多人都有不现实的偏安心态.“教堂执事莫舍”被驱逐出锡盖特以后,日子一天天过去,锡盖特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和平静, “这些遭受流放的犹太人很快就被人遗忘。在他们离开数天之后,有人说他们被送到加里西,他们在那里工作,甚至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但是,有一天,莫舍回来了,“他告诉我同伴和他的遭遇。载着流放者的火车越过匈牙利边界,到达波兰境内后,都由盖世太保接管。火车停顿下来,犹太人下了车并改搭卡车,继续往森林出发,然后被强令下车挖掘巨大的坑洞。挖完后,盖世太保开始执行任务,不亢不急地射击囚犯。每个囚犯都得走近坑洞,伸出脖子就戮,婴儿则被抛到空中,成为扫射的标靶。”

  莫舍向锡盖特的犹太人重复叙说亲眼目睹的灾难,但人们拒绝相信,不想听。锡盖特的犹太人都说,“他希望我们同情他的遭遇,”或者“可怜的家伙,他疯了。”莫舍哭诉着:“犹太人,听我说!这是我对你们所做的唯一请求,我不要钱也不要怜悯,我只要你们听我说!”在黄昏和夜里的祈祷课之间,他在教堂里吶喊着。就连一向信任莫舍的埃利也不相信,“我常在晚课之后坐在他身边,听他说故事,试着了解他的悲伤。我不过同情他罢了。”过了一年多,19444月,莫舍的命运就降到了所有锡盖特犹太人的头上。

  莫舍是一切讲述难以令人相信的灾难故事者的新角色原型。见证者似乎注定要成为现代的卡桑德拉,他的故事太可怕,超出了听者的想象,威胁着听者的心里平静,因此注定要受到听者的怀疑,甚至憎恨。许多见证者都会因此陷入沉默。

  莫舍讲述的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苦难恐怖。一个人除非自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无法从别人的语言叙述中获得完整而真实的体验,因为这样的经历现实超过了人的想象能力,它是“不可想象”的。奥兹维辛和古拉格都不过是这种经验的象征性提示,邪恶压迫下的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不可想象”的暴行和残忍。经历了苦难的人,把所见所闻告诉他人,当作警示,只能通过语言的叙述,而这个时候的语言恰恰是最缺乏传达能力的。

 

三、讲述夜的故事

 

  《夜》是一部作见证的作品。维瑟尔讲述夜的故事,是在做莫舍一样的事情。维瑟尔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记忆的重要,而且更是记忆的困难。见证叙述的关键是记忆。但是,在灾难状态下,人丧失了正常记忆的能力。不能正常记忆本身就折射着人们生存状态的不正常。这种记忆的不正常体现为记忆的极端暧昧,它既不是“忘记”,也不是“记得”,而是一种二者皆非的状态。

  灾难的一个征兆就是人记不住他该记住的事情。锡盖特的犹太人先是把莫舍和其他“外国犹太人”忘到了脑后。后来,德国纳粹在锡盖特围建了两个犹太人居住区。“小区”里的犹太人先被押解走了,才过了三天,“大区”里的犹太人就已经把他们给忘了。随后,“大区”里的犹太人也被押解走了。在灾难降临到别人身上的时候,身处事外的人记不住本应该记住的事情,灾难很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

  犹太人被象牲口一样地押上了火车,挤作一堆,“车门被钉死了,断了后路。”火车驶过黑夜,一个挤在人堆中的女人(Schachter太太)不断地吼叫,“着火了!我看见火!”她疯掉了。她的叫声使车厢里的人胆战心惊。年青人开始打她,叫她住口。他们听说奥兹维辛是一个工作营,条件很好,家人可以住在一起,他们根本不想听到火和焚尸炉这一类的事情。火车开进奥兹维辛的时候,车上人这才看到真的有火光,焚尸炉的火光。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把那个疯女人给忘掉了。

  苦难模糊人的意识,在极端的恐惧和暴力之下,人的整个身心都被求生意识所占据,当埃利和其他犹太人在冰天雪地中被押上从一个集中营向另一个集中营转移的“死亡旅途”时,他和所有的其它犹太人一样,想到的只是如何活下去:“我们是自然的主人,是这世界的主人。我们已经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死亡、疲劳和自然需要。”埃利的同伴扎尔曼(Zalman)倒在地上,被后面的人踩死了,“我很快就忘了他。我又开始想我自己的事情。”埃利始终挣扎在“记不得”和“不能全忘”,“忘不掉”和“记不清楚”之间。

对他来说,无论如何神志麻木,在绝境中保留哪怕是零碎的记忆,那也成为受难者不至于彻底落
入人性泯灭深渊的唯一希望。在奥兹维辛,犯人们谈论上帝和自己命运的时候,埃利意识到自己只是偶然才会想起失散了的母亲和妹妹的命运。集中营的苦难让他感觉麻木,但毕竟还有象这样片刻的清醒。这时候,他记起的不仅是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还有自己对他们的忘却和因此而感觉到的愧疚。埃利还始终记得拉比埃里亚胡(Rabbi Eliahou)的儿子如何在寒冬的死亡跋涉途中抛弃了自己的父亲。因为记得这件事,埃利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尽管这时候他已经不再相信上帝),恳请上帝给他力量,让他不要做出拉比儿子抛弃父亲的那种事情来。

  埃利对父亲的记忆交织着一种自然的忘却和努力的记忆。在这里,记忆几乎成为一种对人的自然忘却的抵抗。这是在人性灾难成为生存处境时,人所能够保留的最后一点点人性努力。埃利记得他父亲在身体极度痛苦和虚弱时的微笑,“我会永远记得(父亲)的微笑。这微笑究竟是来自哪一个(别的)世界呢?

  在布肯瓦德集中营,埃利的父亲得了恶性痢疾,命在旦夕。有一天,极度疲倦的埃利睡着了,自然的忘却降临到他的身上。他一觉醒来,记起自己还有一个父亲。父亲死了,没有人为纪念他而祷告,也没有人为他点燃蜡烛埃利甚至流不出眼泪,“我甚至流不出眼泪。在我的生命的深处,在我那已经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里,我也许还能搜寻到一点什么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

  埃利是带着罪恶记起自己当时的感觉的,父亲死了,埃利在最沉重的时候反倒觉到了轻松。埃利这个见证文学的主角既不是殉难英雄,也不是反抗者。他是人性灾难的受害者,不仅是因为他遭受了身心的残害,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人性也在一点一点丧失。在见证文学里总是有一种混杂在一起的即刻想法和事后想法,因为再写实的记忆也是在事后叙述出来的。埃利记叙道,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快要死了,……我去找他。但就在这一刻,我想,但愿找不到才好!要是我能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为自己求生,只为我自己的事情操心。我立刻觉得非常羞耻,永远地感到羞耻。”这里重复两次的羞耻就是见证文学很典型的,混杂在一起的即刻想法和事后想法。见证文学是记忆,但不是完整的记忆。见证者的记忆被扭曲,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必须由作见证者重新构建成一个连贯的叙述。这种想象的构建具有虚构的特征。从本质上来说,
见证文学是不可能完全纪实的。

 

四、被苦难扭曲的人性

 

  “见证文学”不只是事实陈述,而且是事实的文学再现。在见证文学中,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主观感知通过“象征”揉合在一起,对于维瑟尔,“夜”就是起这种关键作用的象征。夜代表的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一个充满恐怖和残忍世界。夜的可怕在于统治这个黑暗世界的仇恨、暴力和对人的极度蔑视和轻贱。夜是一个因为难以想象而变得怪异、反常和非理性的世界。当一个人能够接受夜的合理性,把夜接受为正常秩序的时候,他也就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他极可能加入了这个黑暗王国的有秩再生。

  在大屠杀这个恐怖之夜降临之前,夜曾经是埃利祷告、阅读和沉思的时刻。但自从锡盖特的犹太人被圈禁到犹太人区之后,夜的宁静安详就被惊慌恐怖所代替。人们起先在夜里相互切窃私语,打探消息。后来,犹太人被分批押解,“夜。没有人祷告,为的是好让夜快快过去,……除了睡觉没有别的事情好做,睡的是那些被押解的人刚空出来的床铺。”

  一连串的“最后一个夜晚”标志着埃利命运的急速改变,在家里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犹太圈押区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火车上的最后一个夜晚,直至到达奥兹维辛的那一夜,“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已经弄不清是什么时间了。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呢?什么时候离开犹太区的呢?什么时候离开火车的呢?是不是才一个星期呢?是不是一夜才一夜的时间呢?
夜给人带来恐惧,也给人带来放纵。在押解犯人的牲口车厢里,漆黑一团,青年人相互调情,大家都因为别人看不见而随处大小便。到了奥兹维辛,最黑暗的夜降临了。埃利和其他犹太犯人走过一排烟囱,茫然不知所措,“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僵住了。这真是一场恶梦吗?一场不可想象的恶梦?

  在死亡、暴力和恐惧的黑暗中,不只是纳粹对待犹太人,就连犹太人对待犹太人,也充满了人对人的不人道,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父子这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的残忍和无情。在见证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受害者所经受的苦难,而且是苦难对受害者本身的道德扭曲和非人化效果。

  犹太人中有两种与纳粹合作的人员。一种叫sondercommando,他们的工作是从毒气室里抬出犹太人的尸体,并把尸体放进焚化炉中。还有一种是pipel,一般是大约13岁的犹太少年,他们的任务是监督犹太犯人,也因此受到纳粹的特殊优待。卡兹(Bela
Katz
)是埃利家乡一个商人的儿子,也是布克瑙集中营(Birkenau)的一个sondercommando,他亲手把自己被毒杀的父亲推进了焚化炉。在布那集中营(Buna),一个pipel毒打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没有帮助整理好床铺。拉比埃里亚胡和儿子在三年时间里从一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始终没有分开。但是,在从那集到格莱维茨(Gleiwitz70公里的跋涉中,父亲不见了儿子的踪影。拉比埃里亚胡对埃利说,是因为夜色茫茫,儿子才没有注意他落到了队伍的后面。但是埃利清楚地记得,那儿子明明是赶过父亲,跑到队伍的前头去了,“我的脑海中浮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是存心要甩掉自己的父亲!他一定是觉得父亲已经太虚弱了,快死了,所以想趁机甩掉这个包袱,这样自己才更有求生的机会。”埃利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就动过这样的念头。

  受难者可怕的人性堕落发生在去布肯瓦德集中营的牲口车厢里。有人往车厢里投进一块块的面包,看里面的犯人相互争抢取乐。埃利看到一位老人抢到了一小块面包,就在老人要把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有人向他扑来,一面打他,一面抢他的面包。老人叫喊道,“迈尔,迈尔,我的儿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爸爸啊!……你弄痛了我,……你要害死你爸爸了!我抢到了一些面包,……给你也抢了一点,……你也有的……。”但是儿子急不可待地从父亲手里夺去了面包,父亲瘫倒在地,发出喃喃的声音,死了。就在儿子开始吞食面包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向他扑来,别的人又再扑过来。埃利眼前的景象是,“当人群散开时,我旁边双双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夜》中父子间的残忍和无情,都是发生自儿子这一边。埃利看到的是坏儿子,而不是坏父亲,是因为在观察和回想中投射着他自己的罪感。虽然他没有做出抛弃和残害父亲的事情来,但他心里明白,他并不比那些犯有罪行的儿子好到哪里。苦难对于人性的毁灭,它之所以可怕,在于人人无法幸存,只是时间的迟早和程度的差别而已。在这样的见证文学中,苦难带给人的,不是磨炼意志,最终精神升华的机会。苦难是一种把人拖下非人深渊的可怕力量。那种不损及人性,甚至还能帮助提升人性的苦难,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苦难。

 

五、恶梦世界中的死灵魂

 

  “苦难”的可怕,在于它象一场瘟疫,将绝望、麻木、幻灭和道德虚无的细菌散布到每个沾上它的灵魂。在集中营,埃利眼见父亲受到监工的虐待。有一次父亲腹绞痛,低声下气地问工头厕所在哪里。那工头随手就是一棍子,把父亲打得象牲口一样手脚并用地爬了回去。埃利根本没有想到要出来帮助他父亲,只是僵直地站在那里,不敢出声。恐惧改变了他的人生价值,“我一动也不动。我是怎么啦?父亲刚挨了打,就在我的眼前,但我连睫毛也不动一下。我只是看着,不出声。要是昨天,我准会用手指甲掐那恶棍的肉。我已经变了这么多?变得这么快?

  又有一次,父亲被工头用铁棍打了个半死。埃利责怪的居然是他的父亲,“我一动不动地从头看到尾。我一声不响,我只是在想,怎么才能把父亲引开,我自己才不至于挨打。不只如此,我当时生气,不是为工头,而是为我父亲。我生父亲的气,怪他不懂得避开气头上的监工。集中营的生活就是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在父亲临死前,又一次遭到德国看管毒打,埃利还是一动不动地看。对这个15岁的少年,求生的意识取代了任何别的意识,怜悯、同情、愤怒、怨恨,统统成为多余的感情。

  人不再能把持自己,人甚至再也认不出自己,这就是恶梦世界。当布肯瓦德集中营最后被美军解放的时候,埃利和别的犹太人完全没有欢欣的感觉,只是直奔存食品的地方,“我们想的只有这个。不是报仇,不是自己的家人,只是面包。就是在吃饱了以后,还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报仇。”埃利食物中毒,大病一场之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是他离开锡盖特后第一次照镜子。他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黑夜的少年,在看着自己,“从镜子的深处,有一具尸首在朝我看。那眼睛里的眼神,那看着我的眼神,我再也没有忘记。”那个尸首般的人,不只是形容枯槁的“我”,而且是灵魂已经死去的“我”。

  埃利的名字Eliezer,它的意思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因为埃利的可怕经历,这名字变得充满疑问和讽刺。就象《圣经里》的约伯一样,埃利对上帝发出他的责问。刚到集中营不久,犹太人晚上“谈论上帝和上帝的神秘,谈论犹太人的罪孽,和未来的解放。但我已经不再祷告。我同情约伯。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我怀疑他的绝对正义。”

  从信仰到幻灭,成为见证文学的一个主题原型。一切因无端的苦难、折磨、恐惧和死亡而变得不再相信“天理”或“上苍”的人,经历的都是同埃利差不多的转变。即使在灾难过去后, 幸存者仍然生活在没有精神家园的世界上。就象华伦特(Edward Lewis Wallant)的小说《典当商》中的犹太人幸存者索尔那样, 许多幸存者就算留住了一条性命,也早已经变得什么都不能相信,只相信眼前的利益。他们只相信金钱,也确实能够有办法挣钱,但却只能生活在孤单、惊恐和猜疑之中。

  不只是埃利,即使是十分虔诚的其他犹太人也失去了信仰。一位平时极为虔诚的犹太人(Akiba Drumer)没有通过纳粹的体格检查,在他注定要在焚尸炉中了结人生时,“两眼茫然,再也没有力量挣扎下去,再也没有力气,再也没有信仰。”另一位从波兰某小城来的拉比,平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热诚祷告,“他能够整页地背诵塔木德”(Tulmud,犹太教拉比撰写的、阐述宗教法令、道德法规、刑法和民法的法律、法令、法规条文的著作),一个人还能自问自答地辩论经义。有一天他对埃利说,“完了,上帝已经不与我们同在。”在谈到犹太人能否被苏军援救时,另一个犹太人说,“不可能,因为希特勒说过,犹太人全都得死。”埃利问道,难道希特勒是先知?那个犹太人回答,“我相信希特勒胜过任何人。只有希特勒才真正能够说到做到。”上帝要一个人生,那个人未必能生;但希特勒要一个人死,那个人就非死不可。在纳粹的恶梦世界里,希特勒是它的绝对主宰,也是理应受到万众信赖和崇拜的神祗!

  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社会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行动的质变过程。为苦难作见证是向所有的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以防止苦难的再度发生。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们也才有可能象维瑟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


 

电子时代深度阅读离不开书籍

电子时代深度阅读离不开书籍

 

       
每年到了423日世界读书日,都有人在倡导读书。那么,什么是“读书”呢?读书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一般的“阅读”,另一个则是特指“阅读书籍”。电子时代更需要强调的也许是后一个意思的读书,因为阅读书籍(读书)比阅读电子屏幕文字(读屏)更是一种专注的阅读。这里要谈的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深度阅读,一种需要专注和深入思考的深层阅读。

深层阅读不仅是为了获取信息和知识,而且也是通过阅读来细致辨析和深入思考。培养这种思考习惯和能力,是对每个人都有意义的素质教育和人生历练。人类寻找并得益于深度经验,正如美国作家鲍尔斯(William
Powers)在《哈姆雷特的蓝莓》(Hamlet’s BlackBerry)一书中所说,无深度则不能扎根,“深度让我们能扎根于这世界,让生命有质量和完整,丰富我们的工作、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信息令人应接不暇,无法集中心思的环境中读屏,难以觅得这样的深度阅读。而如果只是满足于电子屏幕上的浅层阅读,那么,久而久之,人会变得精神涣散,无论阅读什么都是走马看花,自己没有深入、明确的想法,凡事便只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就深度阅读而言,读书优于读屏。在数码时代,读屏不能代替读书,阅读重要著作、较长和有难度的文本,阅读需要深入理解和思考的读物,都应该以读书为优先选择。当然,如果得不到书籍,那么屏上阅读也比不阅读为佳。从现有的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研究成果来看,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纸上阅读优于屏幕阅读。这三个方面分别是视觉因素、阅读认知和学习机制认识。

 

  读书和读屏的生理差别

 

读书优于读屏的第一个原因是视觉疲劳。无论是在纸上,还是在阅读器(如平板)或电脑屏幕上阅读,都需要用眼。阅读时眼力专注,必然会减少眨眼的次数,这就会增加眼球上泪水的蒸发,也就是所谓的“干眼”(dry
eye)。干眼会引起疲劳、头部不适、视力模糊、对光亮敏感等症状。科学实验发现,眼睛不舒服会影响学习的能力和效果。阅读时间越长,阅读物难度越大,这种影响就越明显。现有的研究发现,一般而言,读屏造成的眼疲劳程度超过读书,对需要高度注意力的深层阅读来说更是如此。专注的阅读(如研读)比浏览更需要眼力注视,所以更容易使阅读者觉得“累”。网上文章三五千字就觉得很长,但纸质读物要到近万才有长的感觉。

以长远的眼光来看,生理疲劳也许不是读书优于读屏最重要的理由。这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很可能进一步减小纸上阅读和屏幕阅读在这方面的差距。但是,随着电子书正在努力朝越来越“像书”的方向发展,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电子书为什么要像书呢——这本身不就显示了读书相对于读屏的优势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不能让书籍发挥书籍的作用,而让电子读物另外发挥书籍不能或不便发挥的作用呢?电子读物可以取代百科全书、手册、条例或使用说明,可以运用于新闻报道、旅游、烹调、儿童读物,但是否也就能取代“重要著作”的书籍了呢?

 

  读书和读屏的阅读认知差别

 

读书优于读屏的第二个理由与阅读认知有关,这涉及阅读时人脑的功能特征。对人脑的认知神经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并不会阅读,人的大脑里至今并没有专司阅读的基因组。美国认知精神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在《普鲁斯特与乌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指出,人的大脑里“没有特定的基因组直接负责阅读功能”(第20页)。人类经历2000年之久,才实现了认知能力的突破,学会阅读字母表,而现在的儿童只需大约2000天就学会了同样的知识。一个为学习阅读而不断进行“重组”的大脑——她称之为“阅读脑”——是每个人必须在学习过程中自行发展的一种智能。每个人的大脑需要在负责视觉、语言、辨别物体等等基因组之间建立联接,才能学习阅读这项新的技能。每一代的每一个儿童都需要重复这样的发展过程。有经验的,成熟的阅读者可以帮助初学者完成这个过程,逐渐成为成熟的阅读者,但无法代替他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沃尔夫所说,从认知神经学的科学角度研究阅读脑,“提出的根本性问题是关于如何培养下一代人‘深入阅读’的能力和素质”。

阅读时,人脑把已有的大脑功能调动起来,加以协调,用来处理字母或字词的信息,短期储存在记忆中,以便维持一定时段间的思考。对于阅读中的大脑来说,越是有助于调动和协调已有的大脑功能,阅读理解的效果就越好。读书之所以优于读屏,是因为读书更能调动和协调人脑的阅读功能,因此更有利于与“理解”有关的深层阅读。

例如,对人脑来说,书写的字词是有形的辨认对象,而由字词组合而成的文本则构成了某种“思想景观”(thought-landscape),在这片景观中,与特定字词相联系的“意义”或“意思”(meaning)会占据着某个或某些特定的地方。阅读的时候,我们想到某个意思,经常会同时想到大概在书里什么方位见到过某个或某些字词,也能大致找回某种印象中的“地方”——在书页的某个方位,在书的开篇处、中间部位或其他什么地方。在阅读思考时,为了把这个意思回想得更清楚,我们也会翻书去寻找大致记得的那些地方。这种追溯性的寻找(把书翻来翻去),类似于在树林里或一个陌生地方寻找熟悉的标记,以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研究者们称此为navigation(“梭巡”“巡航”),指的是为了导航而找出一个方向来。对专注的阅读来说,这个方向就是阅读在思考中想要确定的意思。网上阅读或电子书阅读都很难借助这种梭巡的机能,当然,也很少以这样的思考或思索为阅读的目的。

为了证明阅读中这种实体感的“梭巡”作用,心理学家安娜·曼艮(Anne
Mangen)设计了一个阅读实验,它需要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运用先前读到的部分。文本共四页,测试用的是理解性的问题。参加测试的学生中,有一半在没有页码的pdf文档上阅读,另一半在纸页上阅读。结果发现,纸上阅读的学生们获得的理解成绩要好得多。曼艮推测,阅读理解与在头脑里重构文本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纸页上的文本是固定的,这有助于文本的空间构建,让读者有明确和固定的提示,形成文本记忆和记忆唤回”。

除了能够帮助形成文本记忆和唤回记忆,读书比读屏对阅读较少有分心和打岔的不利影响。网上的文本链接(hyperlinked
text)被认为是一种有用的学习工具,但是,对深层阅读来说,文本链接有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研究者发现,阅读中每次遇到一个链接,都需要阅读者作出是否要打开的决定,这就增加了阅读者的认知负担。对阅读的大脑来说,每一个链接都是一个阅读内容本身之外的额外负担。如果打开链接,读者的注意力便会转换方向,可能难以与先前的思维连接起来。就算阅读者决定不打开链接,链接部分的颜色也会对阅读造成分心。神经学家乔尔·品特(Joel
Pynte)在研究错字对眼球活动的作用时发现,任何在眼副中央凹预视(Parafoveal 区内的文本都会吸引目光,在目光扫视时造成信息中断,因而影响阅读速度和注意力,形成认知干扰(cognitive
distraction)。

还有研究者发现,在屏读和纸读的理解程度相同或相似的时侯,屏读是记住内容,而纸读则是理解内容。人们经常误以为记住就等于理解。然而,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二者在认知上有很大差异。你可以记住一个概念,但不理解它(死记硬背或一知半解的“记得”即属此类)。然而,只有理解了一个概念,才能对短期记得的东西形成长期记忆,也才能灵活地加以运用。这时候你才可以说“懂了”“理解了”或“知晓了”。死记硬背的“知识”只是一个短期记忆,对理解有难度的读物并无用处。这种情况在外语系学生中尤其普遍。他们习惯于生硬强记,把这当作一种本领,以此衡量学习的能力或确定学习的目标。他们也进行阅读,但只经常是文字的被动接受者,文字的障碍使他们经常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即使理解了文字,也很少有思考型阅读的。这是一种因长期不得不死记硬背而不幸罹患的知识疾病。

 

  读书和读屏的学习认知差别

 

屏读和纸读的差别不仅表现在阅读认知上,而且还表现在更高层次的学习认知上。不少研究者发现,屏读不适宜于较长的学术或严肃文本,如果单就读屏而言,那么,平板电子阅读器要优于电脑荧屏。有研究者发现,许多人就算用平板电子阅读器阅读,也很难有阅读书籍的那种热情或投入,原因是读屏会让阅读者有“触觉失调”(haptic
dissonance)的问题。所谓“触觉失调”也就是手感不好。平板阅读器模仿书籍,却没有书籍的样子、感觉和特性,给人以疏远、不真实和不舒服的感觉。有研究调查发现,平板阅读器的使用者中,有83%表示强烈偏好阅读纸质书籍。平板阅读器与书籍,如果内容一样,看上去只是阅读媒介的不同,但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媒介物理特性会有不同的认知价值。如果一种阅读媒介给人不舒服,不自然,不亲近的感觉,那是会影响阅读热情和效果的。这一区别对于深层阅读的不利影响要远超于一般的浏览和消遣阅读,对阅读较长、难度较大的读物则更是如此。

以色列心理学家拉克菲特·阿克曼(Rakefet
Ackerman)于2010年对一些大学生做了一个主动学习的测试。她选了五篇较难阅读的说理文,每篇1200字,分成电子文本和纸质文本两个阅读组。她要求所以参加测试的学生都在阅读时做各种阅读记号——划线、亮色、页边笔记等等。电子文本阅读用的是电子文字处理工具,而纸上阅读则用笔和荧光笔。在规定阅读时间的情况下,这两组学生对理解问题的回答准确度几乎一样(62%)。但是,在学生需要用多少时间就允许他们用多少时间的情况下,纸读的学生成绩却高出另一组10%。在让学生估计自己错误的时候,测试结果也出现了差异。纸质读者的错误估计在4%之内,而读屏者则平均为10%。这似乎说明,读屏者对自己理解准确度的估计不如纸质读者。这个发现对深层阅读非常重要,因为深层阅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能尽量准确地评估阅读的结果,发现并确定其中是否有误。

大多数认真对待学习的学生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阅读来自网上的有难度的教材时,会觉得需要打印出来,然后一面阅读,一面做笔记。这样的经验也能说明纸读与屏读的不同。有研究发现,在对待同样读物时,纸读者比屏读者更愿意在文本上做记号或做笔记。屏读和纸读的心理感觉也不一样,阅读者会觉得纸上的文本更为严肃、重要、值得仔细研读并对之有所思考,而网上的材料则供快速浏览,主要是为了轻松消遣或快速获得信息,看过算数,不值得回头再去细读。

就是在阅读者知道读物重要性的情况下,纸读和屏读的差异性也能表现出来。2013年,阅读心理学家莎拉·玛格琳(Sara J.
Margolin)做了一个阅读理解的测试。她让参加测试者阅读几篇500字的记叙文和说理文,参加测试者分为三组,分别用纸、数码阅读器和LCD电脑阅读。理解测验结束后,参试者报告自己在阅读中用了什么学习方法。从测试结果来看,用电子阅读器的说理理解最差(100分中低了4分),这个差距也许并不大。但是,重要的差别在于,用电子阅读器的读者比较不愿意回到前面去复查阅读结果。这就可能影响了他们的理解准确性,因为复查一下的话,他们本来是可能纠正理解中的错误的。

记笔记是一种帮助阅读理解的有效认知手段。心理学家潘姆·穆勒(Pam A.
Mueller)等人发现,纸读有利于笔记,纸读者手里拿一支笔,比屏读者更容易,也更乐于在阅读中做笔记。而且,纸读者和屏读者做笔记的方式也不相同。纸读者用手写,比屏读者更愿意或倾向于用自己的话来简述或改述阅读的文字,这有利于消化和记忆学习的内容。消化和吸收的学习正是深层阅读的一个主要认知目标。认知神经学家内奧米·沃尔夫(Naomi Wolf)指出,用手书写有助于抽象思维,也有助于更准确地与他人交流。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写东西的时候,不同写作目的会影响不同的书写意愿,例如,我们写便条或私人信件,直接在键盘上敲打便可,但若要写论文,则更愿意在纸上书写,因为这样写作更有利于思索和推敲。这与电子屏幕上适宜浅层阅读,而纸上则更适宜于深层阅读的区别是一致的。

了解和认识书籍和其他纸媒文字在深层阅读上的优势,这对青年学生们来说尤其重要。他们的阅读应该不只是为了获取现成的知识信息,更不只是满足于电子阅读的那种即兴浏览和浅尝辄止。他们正处于最需要用阅读书籍来增强思考能力的年龄,因此不能只是为了阅读而阅读,而是应该知道为什么阅读,阅读什么,通过阅读可以能培养怎样的智识素质和公民能力,而为了培养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又该如何进行阅读。为此,也就尤其需要重视和强调那种能培养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批判性深层阅读。阅读能改变人的生活,但是,阅读改变人生活的程度和性质,主要取决于我们所读的书籍,以及我们阅读的方式。因此,适逢世界读书日,提醒一下电子时代的深度阅读离不开书籍,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征税”是怎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

“征税”是怎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


 

2016年美国报税季正式在119日启动,电视和媒体不断提醒民众尽早纳税。但是,想来大多数美国人会与往年一样,一拖再拖,一直拖到报税的最后期限。美国历史学家恰尔斯·佩恩(Charles
L. Payne
)在《武力的历史》(A
History of Force
)一书里,把国家征税描述为一件值得美国人好好想一想的“令人难堪的事实”.

佩恩提醒道,我们应该把“税”(taxes)与“征税”(taxation
加以区分。人们对“税”多有抱怨,嫌税太高太多,但是,很少有人会追究“征税”的问题。征税被视为维持文明社会的必须之举,虽然令人不快,但不征税就不能建医院办学校,就养不起军队和警察,就没有公路和铁路,等等。征税已经被视为虽不如愿但绝对无法避免的事,如富兰克林所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确定无疑,死亡和纳税”。佩恩提出征税的问题,不是建议将之废除,而是要我们看清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征税是政府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支持的常规取财方式”。武力和暴力是征税制度存在的条件,如果暴力是一件坏事,支持征税制度的暴力也就同样是一件坏事。

20158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房地产税能给百姓带来什么》, 称:从征税角度来说,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鹅毛肯定要拔,高水平的表现是:既把鹅毛拔下来,又不让鹅叫唤,或者少叫唤。
把征税说成是“拔鹅毛”,而且还是一门“艺术”,殊不知,这是在美化和夸耀一种经过伪装和合理化的暴力税收观。

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学家科尔伯 Jean-Baptist
Colbert
1619-1683)提出了“鹅叫论”的征税观。科尔伯以勤勉、节俭闻明,对发展法国的制造业,把经济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出了大力。在他看来,财政是一种巧妙的手段(或所谓的“艺术”),要能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科尔伯服务于一位专制君王,他的工作就是为国王敛财,竭尽所能地拔百姓之毛。百姓就是鹅,国王和他的国家就是拥有鹅群的主人(sovereign)。不要说是拔鹅毛,就算是要杀鹅、吃鹅、卖鹅,也一切都取决于主人的意志和利益。历史学家们大多认为,科尔伯确实是一位办税的能臣,但恰恰是他的才能却让国王越来越挥霍无度,百姓越来越贫穷。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税收制度的积弊难改,最后终于因税收拔毛不公,鹅群痛苦不堪,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19世纪美国政治哲学家莱桑德·斯波纳(Lysander
Spooner
)曾提出一种有趣的国家强盗类比,是关于人民用金钱交换政府保护的。他写道,“强盗只对他自己所冒的危险、所犯的罪行和所做的事情负责。他并不装作有权取走你的钱或是说‘取之于你、用之于你’。强盗承认自己是一个劫匪。他还没有厚颜无耻到自称是为了当“保护人”才强取他人钱财的程度。……再说,强盗抢了你的钱财,便放你离去,你也希望他放你离去。他不会一路上死乞白赖地跟着你,说因为保护你,所以他便是你的“主子”(sovereign)。他不会一再坚持要保护你,命令你向他臣服,为他服务,也不会命令你做这事,不准做那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勒索。强盗不会因为你不同意他的权威,或违背他的命令,就把你称为‘叛逆’、‘卖国贼’、‘国家之敌’,或因此将你无情处决”。

斯波纳的讽刺调侃指向一个经常被政府权力刻意模糊的事实,国家征税是在行使一种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的权力,那是以暴力威慑为后盾的。佩恩认为,国家强行征税只宜当作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它暂时有用,但是,敏感的现代价值与古老统治术的苛刻暴力之间最终会出现冲突。在税收问题上也是这样。强制征收资金,用暴力来加以威胁,已经不符合现代价值观。从伦理上说,以暴力相威胁不符合我们对暴力的厌恶。从文化上说,它不符合人应当选择自己的目标和向往的原则。从政治上说,它违背政府应变得更善意、
温和的要求。由于税收在现代社会和经济秩序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所以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个令人难堪的事实。”

把国家征税的暴力视为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还是一种值得夸耀的“拔鹅毛艺术”,这二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仅是不同的税收观,而且更是关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观念差别。看到征税是一种国家暴力,并不等于要求取消征税,这就像承认国家是暴力机器不等于要废除国家政府一样。历史学家的洞见不见得能改变美国的现实,但却能帮助更多的美国人活得更明白一点。

 


 

批评者是否就是敌对势力


批评者是否就是敌对势力



 


不同的声音是否就一定是敌对势力吗?《环球时报》
2016年年会有关于敌对势力在多大范围内存在的议题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专家们发表了不同意见。但是,从报道来看,他们讨论的“敌对势力”究竟是谁却并不清楚,是出于疏忽?还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据报道说,有参会者认为,
现在穿军装拿刀的敌人已经不敢来了,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间谍、策反、收买情报和培养代理人等仍然是敌对势力常用的手段。这种敌对势力显然与某种“秘密”和“阴谋”有关。还有的参会者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批评两句政府就说他是敌对势力,也不能说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人就是敌对势力,这是反对笼统地将批评负面现象定性为敌对势力。


按常理来说,一个公开的讨论会,不会是讨论间谍、策反、特务一类秘密情报的地方,所以我想,后一种理解——把批评者当成“敌对势力”——要更靠谱一些。不过,第一种理解也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是在明白地暗示,谁批评负面现象,谁就是与间谍、特务、渗透分子一路的敌对势力。


这种敌情观念虽然没有根据,但却也是人之常情。这是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被人批评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被人揭了短,把不想让世人看见的东西故意暴露出来。他们如果觉得被人打了脸,丢了脸面,自然会归咎于批评的“不良动机”,将之视为“恶意攻击”或“敌意”。


其实,批评的动机和意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是否合理和真实。只要是揭露真相的批评就是好的批评,再令人不爽也是值得考虑和欢迎的。然而,现实情况是,人们对于那些试图让他们看到真相的人或意见最常见的反应是,要么忽视,要么敌视。忽视是不拿批评当一回事,再怎么说也是白说。敌视是太拿批评当一回事,一点点都容不得往眼里揉沙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姑且用一句老套话),大多数人就算见到不良现象,也是不批评的。他们对不良现象保持沉默,洁身自好,不愿意被推入“敌对势力”。正因为众人总是在自觉地把不好听的话咽到肚子里去,所以那些打破沉默,偏偏要把话说出来的人才特别让人不爽,特别遭人白眼。他们遭痛恨,不仅是因为他们说了一些众人心里都明白,但却又都不敢说出来的话,而且更因为他们的公共行为本身就是在提醒别人的自私、胆怯和懦弱。人们憎恨批评者,是因为批评者也挑战了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沉默。


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Eviatar
Zerubavel)
在《房间里的大象》一书里指出,人们保持沉默,成为沉默的同谋,“保护的不只是个人的颜面,也保护整个集体的颜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通常被认为不仅仅是不得体,事实上,他们经常被伙伴们公开指认为叛徒。”在那些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人士眼里,“敌人”是内外有别的。“敌对势力”不仅是指来自外部的批评,而且也是指内部提出的批评,内部的批评者会被视为配合外部敌人的“内奸”。外部敌人干的是污蔑、唱衰和抹黑;而内部敌人干的则是家丑外扬和泄密。


日本有一张传统的“三不猴”图:三个猴子一个捂着眼睛,一个捂着耳朵,一个捂着嘴巴——它们不看、不听、不说。虽然不说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后一定要有不看和不听的积极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谋不仅是不说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不听者共同加入的集体合作。


任何一个沉默的合谋都可能被某个潜在的发声者打破,在美国,有人画了一种描绘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讽刺画,给这三只猴子添加了一个猴子。这第四个猴子手拿电话,正在和美国头牌新闻调查记者、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
Jack
Northman Anderson
)通话。泽鲁巴维尔说,“这张漫画恰切地描摹出这样一股会暗中破坏沉默合谋的社会力量,告诫我们,尽管拒绝面对某些事物的需要非常强烈,但会被同样强烈的揭露真相的愿望所抵消”。


和沉默一样,打破沉默也需要众人的合作。要结束沉默的合谋,不需要等到沉默合作者一个不剩统统消失,只要不沉默的人足够多就可以了。对批评者是不是敌对势力的讨论是一件好事,无论结果如何,它至少给了人们一个讨论沉默,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的机会。

 

 


 

动物的“生化战”和人的“恶毒”

动物的“生化战”和人的“恶毒”


 

媒体时不时会刊登死猪肉流入市场的消息,据一篇《福建2000吨死猪肉流向餐桌
警察现场被熏吐》的报道,有不法商人在龙岩大量收购病猪、死猪,并雇人进行加工后销售。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病死猪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生猪屠宰要在专门的屠宰点,宰前、宰中、宰后要层层检验检疫,以保证合格。但是,养殖户嫌处理病死猪是个麻烦事,有的直接丢弃于河道里。商人收购的有的甚至就是那些丢弃在河道里的死猪。

这样的事情让人听了会觉得本能地恶心,甚至毛骨悚然,因为用死尸来对敌人传染致命疾病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一种害人手段,现在居然发生在一个国家自己人的族群之中。在人类对微生物和流行病有科学知识之前,就已经有生物战争了。北美部落和欧洲中世纪的战争中,都曾有把死尸和粪便丢进敌方饮水源或用弹射器直接抛向敌人的例子。

把病、死的猪肉卖给国人同胞,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把人的行为分成两类,一类是利己,一类是利他。卖死猪显然不是利他,那么,这是否就是利己呢?也不尽然,因为伦理的利己主义是不害人的。利己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重要的伦理学说,是因为它所强调的“利己”并不是直接、立即的利己,而是“开明的利己”(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利己者会基于长期较大的利益而牺牲短期较小的利益,会为了实现较长远的价值而放弃短暂立即的享受。从开明利己的角度思考,利己主义者通常需要友谊、家庭,因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係,对一个理性的利己者而言是有利的。

杰出的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汉弥尔顿(William D. Hamilton)认为,在利己和利他之外,还有另一种作为生物进化产物的行为特征,那就是“舍己害人”(spitefulness)。这个说法也因他而得名,叫“汉弥尔顿式舍己害人”(Hamiltonian spite)。在行为区别上,利己行为是对自己有利,利他行为是对自己不利而对他人有益,而“舍己害人”则是对别人有害,而对行为个体自己也不利。汉弥尔顿选了spite这个字很是有意思,因为它的原意是“恶毒”。

舍己害人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在生物界这可以是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因为“舍己害人”的个体要害的不是自己群体里的他者,而是其他群体的他者。所以,汉弥尔顿认为,舍己害人是生物进化中的一种族群选择机制,在不同族群的自然选择(天择)中,这种行为虽然不利于个体行为者,但却有助于他的族群在竞争中胜出(物竞)。

在生物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例如獾得了肺结核,就会离开它的出生群,四处流窜感染其他獾群。得病的个体獾把致命的病源体带离自己的亲属群,带向同种的他群。这种行为在别的动物中也被发现,得了狂犬病的狗在病原体扩散前会离开出生群,有的动物得了肠涨病会跑到同种他群的饮水处排便,污染水源。这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族群,也对竞争对手的其他族群造成不利。动物行为不像人类那样坑害自己的族群。所以人确实可以说是所有动物中最“恶毒”的一种。

动物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也许是族群物竞天择使然,或是个体保护族群的某种本能。用人类的话来说,这样的动物行为不只是害人,而是出于无意识“高尚目的”的害人。

在人类的历史中,战争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损人利己、害人害己的行为,其对象总是种种非我族类的敌人——国族的、阶级或党派的、不同地方势力范围的等等。战争损人利己,图谋的根本利益当然不是在天择物竞中自然延续基因。但是,心理学研究还是在战争中发生的屠婴和强奸行为中察觉到了“汉弥尔顿恶毒”的因素。杀戮婴儿对行凶者并无任何直接的好处,反倒是会让他们费时费力,引发仇恨和报复,可谓得不偿失,损人不利己。强奸则有所不同,它并不符合“汉弥尔顿恶毒”的严格定义,因为这种损人可能是利己的——发泄兽欲,如致怀孕,甚至繁殖后代。不过,最典型的“汉弥尔顿恶毒”恐怕还是日前在巴黎行凶的那些身携自杀炸弹,在“敌人”族群里大肆杀戮的冷血杀手。做死猪肉生意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恶毒,因为他们要加害的竟然不是敌人,而是同族群里的自己人。